中國人還未有「民主政治」是否因為獨裁者的幫凶多？

Question

「某些中國人」永遠都只會支持執政者：毛澤東偉大、四人幫也偉大、華國峰偉大、鄧小平更加最偉大、趙紫陽偉大、江澤民十分偉大、胡錦濤更加是五千年來無比的偉大、……執政的政府永遠正確與否，都可以「偉大」而合法的騎在人民頭上。

Answer 1

咁你即係話我地都係狗姐
x你老母!!!!! (回歸左喇)

Answer 2

agree !
These 幫凶 live like DOGS .
Who give them some DOG biscuit , they will treat you like their host .

Answer 3

鄧小平本人可以說是走出了「偉人」情結，他從不堅持自己所作所為都是絕對正確，同時他能夠提前的交出權力，放棄成為中國的權力至尊。但是多數海外的評論者，卻沒有走出期待鄧小平是個「偉人」的情結，所以大家才會批評鄧小平，既然可以將中國大陸的經濟帶入開放改革，為什麼不能同時將中國大陸帶入民主化的制度。他們認為鄧小平仍然侷限在歷史的時代結構之中，因此不能超越共產主義的政治架構，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
在探討這種觀點之時，我們需要了解，在歷史之中，根本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可以完全超凡入聖的「偉人」，能夠完全的超越他的時代與歷史，最多只能做到「局部性」的超越他的時代與自己的經驗，若是能夠完全的超越，那麼他不但是偉人，甚至應該是神人了。鄧小平既然不是神人，那麼實在沒有必要去批評鄧小平對中國大陸的貢獻是只做到了經改，而沒有達到政改，因為鄧小平是站在一個共產主義影響下的歷史時代人物，他能夠打開中國與世界之間交流的門戶，推動違背共產主義教條的開放改革，就已經是超越過他自己的歷史與經驗的表現了。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整個中國大陸，也同樣的處在歷史與時代的限制之中。在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統治，以及傳統農業經濟結構之下，再加上共產主義的半世紀的高壓極權統治，中國人民無論是面對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都有客觀環境條件嚴重不足的問題，以及主觀認知與實踐的困難。就以鄧小平所推動的開放改革而言，雖然是給中國大陸帶來掃除貧弱的歷史性重大改變，但是也造成中國大陸嚴重的貪污腐化，以及眾多貧富懸殊的社會，甚至是政治問題。中國大陸能否克服經濟上的開放改革所產生的危機，雖然可以抱持較為樂觀的預期，不過事實上仍在屬於未定之天的範籌之中。
在中國的經濟社會，仍然在適應經濟自由以及社會多元化的掙扎之時，若要想同時進行更為深層的政治改革，將是一個政治「大躍進」的危機考驗。大家都要知道推動民主政治，一定要有相當水準的經濟、社會以及公民知識環境，以及足夠規範大眾行為的法治共識，與能夠建立共識的宗教或是倫理習俗，才能順利的運作。全世界一百多個民主國家中，真正能夠成功的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不會超過三十個以上。假如以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而言，要想實施所謂美國式的民主政治，結果必然是「有怎樣素質的人民，就會產生怎樣水準的政府」，這是真正民主政治必然的結果。因此中國若是實施民主政治，中國大陸幾乎不可避免的會陷入類似印度一樣的黑洞政治結構，成為一個完全無法建立共識，缺乏基本法治架構，幾乎沒有行政效率，受到局部特殊利益把持的國家。超過十二億的中國人民，在一盤散沙的環境之下，虛耗極其有限的資源，在派系、山頭、利益集團的惡性競爭中，重演一齣開發中國家民不聊生的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悲劇。
所以雖然曾經留學以及出國訪問的鄧小平，目睹西方民主國家的興盛，以及共產主義國家的瓦解，應該知道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對於國家的百年大計而言，有著更為穩定的基礎，但是他卻拒絕在中國大陸推動實施民主政治。因為鄧小平了解，中國大陸根本沒有實施民主政治的社會與經濟條件。
六四天安門事件，有著極其複雜的背景與幕後的權力鬥爭折衝，這是在幕前的愛國學生所不曾完全了解的問題，鄧小平「最後」決定採取武力鎮壓，讓這些學生捲入流血的悲劇之中，當然是鄧小平極度困難的決定，鄧小平也永遠無法洗刷他在這個歷史事件中的責任。不過鄧小平看到天安門的民主運動，背後的失控狀態與複雜的連鎖影響，含有超過中國大陸社會所能負擔的危機。假如當時的政府向學生的要求，做出全面的讓步，（事實上當時中國政府已經做出相當的讓步），其背後將會涉及到中共政治派系的全面權力鬥爭，勢將影響到中國的政治結構，將會因此失去穩定的基礎，在幼稚與分歧的民主認識領導下，加上利益集團的操控與衝擊，中國將會四分五裂，甚至整個經濟的改革將會面臨失敗。中國因此會失去掃除貧弱的歷史機會，也失去發展民主政治的經濟社會基礎。
事實上，經濟與政治是無法完全分離的，經濟也是社會環境的反映。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改善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環境，同時也為中國大陸的政治與社會，建立了民主發展的客觀條件，中國人民開始擁有私有財產，開始擁有改善自己生活的權力，一個政府無法完全控制的多元化開放社會，也在逐漸的成形，更為重要的是，法治的運用，包括所有的私人與政府的契約、權利與義務，都要由法律來進行規範，而法律正是逐漸邁向自由經濟社會運作的充分而且必要條件，大量的立法，逐漸的執法，這正是中國大陸目前逐漸成形運作的方向，這也正是民主政治的充分而且必要條件。
所以在批評鄧小平沒有在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之時，請記住，鄧小平不能超越歷史的條件而完成一切理想的要求，中國的民主政治不能由鄧小平賜予而造福中國。目前中國大陸連經濟自由的條件都不能充分的具備，因此隨時都必須面臨危機的考驗，要在目前的經濟社會條件下，在中國大陸談成立民主政府，恐怕只是不顧現實的奢談。蔣經國之所以能夠在台灣推動政治改革，主要是當時的台灣經濟自由化以及社會多元化條件，經過近四十年的培養而接近成熟，人民的一般知識水準以及資訊的充足性條件具備。就算如此，台灣還是為了政治的民主，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行政效率的全面降低，利益集團的操控政治運作，貪污腐化的結構性發展，最為諷刺的是，台灣所有違法亂紀的公權力製訂與執行者，都是有民意基礎的人擔任，目前已經有人懷疑，台灣實施民主政治的幅度與深度，是否是已超過台灣歷史條件所能配合的程度，因為當前台灣的民主政治，給台灣所帶來的負面效果，甚至超過正面的效益，新的威權主義正在大張旗鼓的復辟之中。
以人類歷史的發展而言，民主政治是最能符合民意與帶來穩定的制度，但是要想實施這個制度，有其一定的歷史環境條件，與其說是鄧小平沒有推動政治改革成為他的缺點，不如說是中國的整體環境仍然沒有到達實施民主政治的條件，鄧小平是無法完全的超越他在歷史與經驗的限制，而推動民主政治的改革。中國也同樣不能超越它歷史條件的限制，而靠著激昂的學運而走進民主政治。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只讓中國擺脫滿清王朝的統治，但是無法讓中國進入民主政治的時代，更別提讓中國走出貧弱的危機。鄧小平的開放改革，也只能突破中國貧弱的歷史宿命，但是同樣無法讓中國進入民主政治的制度，假如鄧小平真的向天安門的學生讓步，而推動民主政治的全面改革，那麼中國所面對的，可能是一場政治大躍進的大風暴，其結果可能比經濟大躍進，或是文化大革命還要悲慘，所以鄧小平沒有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推動政治民主化，這也許不能算是他的缺點，甚至可以說是他過人的遠見。
六四事件永遠是個錯誤的悲劇，鄧小平是不應該下令開槍殺人，但是面對中國整個複雜的局勢，鄧小平自己別無選擇的做出這個悲劇的決定，鄧小平只能採取他所能夠知道的方法，為了去防止更大歷史悲劇的發生，因為一個失控與受到操控的不成熟民主政治情緒，是會毀掉中國到達真正富強的歷史機遇，而這正是要想達到中國民主政治的歷史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