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台灣文教事業

Question

清代的台灣文教事業的發展和內容是什麼呢??請給我關於清代的台灣文教事業資料!!謝謝

Answer 1

學校制度的設立，在培養科考人才，因此與科舉制度有密切的關係。1686年 (康熙25年)，分巡台廈兵備道周昌奏請台灣開科考試獲准，次年，台灣開始舉行科考。

　　科舉制度最底層的功名為生員，即俗稱的秀才。生員的考試稱為童試，每三年舉行兩次，報考應試者，不管年紀多大，概稱為童生，要由童生晉升為秀才，需要經過知縣主持的縣試、知府主持的府試、學政主持的院試等三道關卡，通過院試成為生員後，才可以進入儒學就讀，並且，各儒學有一定的名額。

　　在儒學，生員的資格分為三等，初入學者稱為附學生，附生經歲、科兩次考試列為一等者，可補為增廣生員，再經歲、科兩考列為一等者，則晉升為廩膳生員。生員修業期滿，有三種升遷的途徑：一是到書院繼續進修；二是被選為貢生；三是參加歲、科兩次資格考，通過後即可參加鄉試。






【秀才圖像】




【 科舉參考書】

　　貢生是指由儒學選擇優秀的生員，進入國家的最高學府國子監就讀的學員。國子監結業的學生尚不能任官，仍需通過鄉試才有當官的資格，因此其所學的課程也是以科舉為主。此外，貢生的名位也可以透過捐貲的方式取得。清代台灣有不少人具有貢生名位，但甚少真正進入國子監就讀。






【貢生匾額】

　　參加鄉試是生員升遷的最好途徑。欲參加鄉試的生員，必須先通過歲、科兩次考試，優等者才具有參加鄉試的資格。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遇到國家慶典，尚會加考恩科，通過考試稱為舉人。考試的地點是在各省的省會，清初台灣隸屬福建省，因而台灣的生員要參加鄉試，必須辛苦地橫越台灣海峽，到福州應試，這樣的情形即使是到台灣設省後仍持續。台灣剛入清版圖時，由於地廣人稀，文風不盛，加上到福州的交通困難，因此台灣應試的學子寥寥無幾。於是在1627年(康熙26年)，清廷特別給予台灣籍考生一名舉人的保障名額，使應試的考生有增多的趨勢。1637年，清廷取消保障名額，又使應試的考生減少。1729年(雍正7年)，清廷恢復台灣一名保障名額，1735年，又增加一名。1810年(嘉慶15年)，台灣的讀書人因平定海盜蔡牽上捐了不少錢，清廷為了獎勵又增加了一名保障名額。1828年(道光8年)，由於台灣的粵籍移民應試增多，排擠到閩籍的錄取名額，於是又增加一個名額給粵籍生，此後四個名額成為定例。






【中舉旗竿】




【中舉旗竿】




【舉人匾額】




【詔舉牌】

　　 由於清初台灣人口不多，文風不盛，而清廷給予台灣儒學的名額卻又不少，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國大陸的失意考生東渡台灣，冒台灣籍應考。後隨著台灣的文化發展，文風日盛，科考逐漸競爭激烈，台灣的讀書人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而逐漸發展出籍貫上的排他意識，也由此滋生出台灣的「本土意識」，冒籍的情形逐漸減少。總計1687-1894年，台灣產生出可考的舉人共有251人，其中有半數不靠保障名額錄取。值得一提的是，雲林的張士箱家族曾經於1760-1770年十年間，一舉有六人中舉，為十分難得的紀錄。






【進士匾額】




【蔡廷蘭塑像】




【澎湖進士第】




【進士匾額】





【趙慶河老師談新竹進士第】




【鄭麗真老師談鄭氏家廟與舉人旗竿】

　　 考中鄉試的舉人，緊接著面臨的是在京師北京舉行的會試，考取會試者稱為貢士，貢士都可以參加朝廷主辦的殿試，考完殿試的貢士，則正式成為進士。會試的舉行也是三年一次。對台灣而言，北京離台灣更遠，台灣的舉人應考更為不便，因此在1739年〈乾隆4年〉清廷曾決議若台灣進京赴考的舉人達到十人，則給予台籍考生一名進士的保障名額。而這項規定直到1823年〈道光3年〉台灣的考生達11名，才真正適用。而該年運用保障名額中舉的進士，為新竹的鄭用錫，他也因此被稱為「開台進士」。事實上在鄭用錫之前，即有諸羅縣的王克捷(乾隆22年)和鳳山縣的莊文進(乾隆31年)不靠保障名額考中進士。除開台進士外，尚有黃驤雲為第一位客家籍進士；楊士芳為開蘭進士；蔡廷蘭為開澎進士；曾維禎為開彰進士。另台南籍於1845年〈道光25年〉中式的施瓊芳及1879年〈光緒5年〉中式的施士洁，為台灣僅見的父子進士。總計清代台灣考中進士者約有三十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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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圖片好像不能貼上!!對不起了!!圖片自己到這去看吧!!不過那些圖片好像梅納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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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2

臺灣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臺灣漢文化教育事業初創于明鄭時代。清政府統一臺灣，在明鄭基礎上進一步拓寬、充實，使臺灣漢文化教育事業進入較為全面的發展時期。其主要表現如下：                                  儒學 儒學即清政府舉辦的與科舉制度相適應的官學。京都儒學稱“太學”或“國子監”，是國家最高學府；地方儒學稱“府學”、“縣學”，相當中等教育。國子監畢業生可直接參加廷試考取官員，或參加鄉試、會試和殿試考取功名；地方儒學學生(或稱“生員”、“諸生”和“秀才”)則須先行取得太學資格，方可參加廷試考取官員。但亦可通過在校科試，取得鄉試資格，直接考取舉人、貢士、進士等功名。清代臺灣最早的儒學創始於1648年首任知府蔣毓英任內，即安平縣儒學和嘉義縣儒學。此後，台南府(1685年)、鳳山縣(1696年)、彰化倒(1726年)、新竹縣(1817年)、宜蘭縣(1876年)、臺北府(1880年)、臺灣府(1889年)等等，各府縣儒學紛紛建立。臺灣府儒學為全台最高學府，兼理臺灣教育行政，又稱“全台首學”，設于台南孔廟，亦即明鄭時期文廟、太學舊地，(今台南市文廟路3號)“由省派教授一員，”以理學務。而縣儒學置教諭，隸於學政，(學政，相當省教育界最高官員。作者)其後各增訓導一員，延請中土名儒，授以經史文章，試以詩、賦、策論。                                  書院依大清會典規定，各省府縣衙，須於所治，各自立學。但由於儒學兼理教育行政及地方科舉考試，平時開課講學時間有限，不敷所需，於是，書院應運而生。書院是由官民捐資建立的一種半官方的教育設施。經費自籌，直接來自民間；在管理方面，納入清政府統一的教育體制，是清代推行中等教育的重要場所。臺灣最早的書院為台南西定坊書院，該書院系1683年靖海將軍施琅所創。但臺灣首座具有完善規模的書院當推崇文書院，它是1704年臺灣知府衛台揆倡建。該書院原在台南府治東安坊，後移至台南府府學西則。1720年，台廈分巡道梁文煊又在台南創立海東書院。海東書院最初位於台南府府學西則，後移至臺灣縣縣署舊地。康熙年間創設的台南府這兩大書院，對臺灣漢文化教育事業發生了重大影響。此後，各地書院繼起，遍設府縣。如台南府的南湖書院和奎樓書院、臺灣府的宏文書院、台此府的登瀛書院、明道書院和學海書院，臺灣縣的正音書院、引心書院和蓬壺書院，鳳山縣的鳳儀書院和屏東書院，嘉義縣的玉峰書院，彰化縣的白沙書院和文開書院，雲林縣的龍門書院、蘭田書院，苗栗縣的英才書院，新竹縣的明志書院，宜蘭縣仰山書院，還有基隆廳崇基書院和澎湖廳文石書院等，全台共計44座。書院廣設，以為諸生肄業之地。“內設齋舍，延師主席；設監院以督之”。清政府還實行獎學和助學政策，“每月官師各試一次，取生童各二十名，每名給膏火銀七錢。課外各四十名，每名三錢七分”。“初，台士鄉試，例由海東書院給發盤費，以助肄業諸生。建省以後，官船往來，改發船票。而會試者從前新科舉人在院肄業者給以百圓，雖不在院而連捷者亦同，否則僅給四十圓。”                                義塾及社學 義塾及社學是臺灣初等教育的基本設施。1863年，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設義塾二所于台南東安坊，其後各縣紛紛仿效建立。“四民之子，凡七八歲皆入書房，蒙師坐而教之”。教學內容為《三字經》、《千字文》以及四書五經之類。“未竣而教以制藝，課以試貼，命題而監之作。肄業十年，可能應試。其聰穎者則旁讀古文，橫覽史乘，以求淹博。” 社學是針對高山族兒童而設。“擇熟番子弟之秀穎者入學讀書，訓以官音，熟習之後，令其徙教生番子弟。”1695年，臺灣知府靳治揚于台南道創社學，而後，社學之風迅速漫延到南北路各高山族部落。據記，僅高山族平埔族中的社學就有埔裏26所，淡水5所，臺灣(縣)1所，鳳山5所，諸羅9所，彰化12所。高山族社學大體以乾隆年間為最盛 ，以後由於高山族迅速漢化，兒童多改入漢人義塾就讀，社學遂衰。社學衰落是漢文化普及臺灣的重要標誌。                                 新式學堂19世紀中葉以後，在國際政治、經濟的激烈鬥爭中，西方近代科學文化開始融入古老的東方文化。傳統的漢民族文化陣容為之改觀，興起一支生機勃勃的新軍。在祖國文化的輻射下，臺灣受到深刻的感應，新式學堂應運而生。1886年，第一任臺灣巡撫劉銘傳首創西學堂於臺北大稻埕，聘請中、外教師數名，擇全台聰慧子弟而教之，首屆招生64人，所開課程有英語、法語、地理、歷史、測繪、算術、理化、漢語等等。1890年，又設電報學堂於城內，招收西學堂和福建船政學校學生10人，學習有關電訊技術的各門課程。學生皆給官費，每年約用一萬餘 兩” 。同年，又設“番學堂”，招收高山族兒童20名，授以漢語、算術、官話、台語。“起居禮儀，悉仿漢制。每三日，導之出遊，以與漢人晉接，消其頑獷之氣，生其觀感之心。”巡撫劉銘傳並經常蒞臨學堂視察，鼓勵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