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的三籍械鬥(漳州.泉州.客家)

Question

如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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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代史的課程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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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清代台灣政風敗壞，軍紀蕩然（士兵不擦槍，不出操，閒來無事合夥做生意），因為中央政府的防閒心態，對官員不信任，家眷押在大陸做人質，孤身在台灣。移民不准攜眷，一個沒說出口的原因是要把家眷留在大陸做人質，免得他們反叛。

公權力失去作用，民間盛行自力救濟。結拜立盟，組織秘密會堂，有事互相救援，或是同宗同鄉的人聚集而居，共同防禦外來的騷擾。

抗清的武裝活動，官方稱為「民變」，清朝治理台灣的二百一十二年間，地方官壓不下來而必須向上級呈報的重大民變有四十多次，所以當時人形容台灣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有幾次，如1721年（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貴事件和1786年（乾隆五十年）的林爽文事件，民變領袖都曾在極短時間內控制全台，清廷從大陸源源派兵渡海鎮壓，才終於平息。

不同祖藉的人分別聚集，互相械鬥，一直是清朝時期台灣嚴重的社會問題。這習性在閩南及廣東原來就有。不過台灣的械鬥因素又比閩粵複雜的多。清政府重視藉貫，規定人民不准「隔省流寓」（遷居他省），科舉制度規定各省有固定名額，考生限在本藉地報考等，因此各省人民都有強烈的藉貫意識。施琅死後，粵民移民的限制放寬，來台人數激增，到1786年，全台灣「漳泉之民居十之六七，廣民在三四之間」。台灣容納了來自兩省的移民，彼此語言不通，容易引起誤解。

因移民具有強悍好勇的特性，又不能娶妻生子，無家族倫理拘束，容易逞氣鬥強，沾染惡習，社會又充滿不合理現象，一有問題，就想以武力解決，單身在台特別想念家鄉，聽到有人口音和自己相同，便親切有如家人，對方有什麼事，都願意代為聲援出頭，於是同鄉之情厚了，排外之心也強了。

因此不僅不同省的閩，粵之間分得很清楚，同省的漳州人和泉州人，也往往形成世仇。

台灣閩粵械鬥的正式開端是在1721年的朱一貴事件，原本是閩粵移民合力抗清，後來閩藉的朱一貴與粵藉的杜君英反目，杜君英率手下粵人數萬離去，從此雙方互相爭鬥，常常忘了主要敵人是誰。等到清廷派遣福建南澳總兵藍廷珍率軍在安平登陸，一些原本參加起事的客家村莊更改樹大清旗幟，主動為清軍平服朱一貴黨。閩粵嫌隙因此加深，以後粵藉的客家人便經常在民變中擔任「義民」，一方面保護族群的利益，一方面趁機向閩人報復。

不過，閩粵械鬥主要發生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道光以後便大致消失了。但同由閩南而來的漳，泉人之間的械鬥繼之而盛。

據彰化縣志記載，1783年快要過年時，有彰州人和泉州在彰化（縣城）外的賭場因賭博而口角，繼而鬥毆，終於集体械鬥。在二十多年時間裡，雙方共有一百九十二個村莊遭到攻擊。

漳泉械鬥的高潮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晚清咸豐年間，同時興起的是泉州人再分縣的械鬥，（晉江、惠安、安南三縣人與同安縣人鬥，如咸豐三年的台北項下郊拼，同安人聯合漳州人與晉江等三縣人火拼），以及宗姓之間的械鬥。宜蘭甚至發生不同音樂團体之間的械鬥（使用提絃的福祿派和使用胡琴的西皮派，互相嫉視而爭鬥）。

另外由於利益的考慮，民變與械鬥的性質常常混淆不清。朱一貴事件之後，每次民變的「義民」也隨之出現，雙方其實代表不同的利益團体，各集團甚至藉著民變報復私怨。到後來，民變的目標越來越不清楚，許多村莊乾脆只求自保，「賊來迎賊，賊去迎官，稱大清良民村」。

漢人的觀望與善變，是因為要到1860年前後，台灣才由移墾社會轉型為定居社會，在此之前的漫漫二百年間，台灣的居民並沒有台灣意識，他們自認是廣東人或福建人，是泉州人或漳州人，甚至是安溪人或漳浦人。而由於移民人口增加迅速，全台人口始終以新移民或移民第二代為主。

總計清季台灣重大的械鬥事件有一百多次，若加上民變，二百多年間平均每一年多就有一次社會騷亂，由福建隨軍來台平朱一貴之亂的文人藍鼎元評論說：「台民喜亂，如撲燈之蛾，死者在前，投者不已。」

Answer 2

杜君英是廣東省潮州府閩南人，率領的是潮州府閩南墾民。詳見維基百科［杜君英］或［朱一貴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