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怛羅斯之役」

Question

中國的唐朝與西亞的阿拉伯帝國曾爆發「怛羅斯之役」
但是為什麼會發生「怛羅斯之役」呢??

Answer 1

怛羅斯戰役的起因是由於高仙芝(高句麗人, 其父也是唐將軍)彈劾石國(昭武九姓國之一, 屬大月氏族, 王族均姓昭武, 石國在今塔什干附近)無番臣禮, 因此進攻石國, 後石國國王乞和, 高仙芝誘殺其王, 石國王子逃往乞求大食援助, 大食統合了河中諸國軍隊, 準備向唐反擊, 高仙芝得知後欲先發制人, 於是統軍西進, 由此展開唐與大食的中亞決戰.高仙芝率領漢人部隊兩萬及西域盟軍一萬越過蔥嶺, 行軍七百餘里, 三個月後抵達大食控制的怛羅斯城(哈薩克江布爾附近), 並進行攻城, 大食組織了約十五萬大軍急速馳援, 雙方進行決戰. 戰鬥初期唐軍憑藉先進的弓弩佔了極大的優勢, 但因大食軍隊人數遠遠超過唐軍, 以致於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因此變成了拉鋸戰. 在第五日的最後唐軍的盟軍葛邏祿部隊與大食密謀背叛了唐軍, 以致高仙芝部隊被一分為二, 造成混亂, 大食軍隊趁機以騎兵衝進唐步兵陣中斬殺, 終於造成唐軍的潰敗. 高仙芝及副將李嗣業等領數千士兵脫圍, 逃回安西都護府領地, 戰爭結束, 以大食勝利收場. 後大食因又陷入內亂, 及懾於唐軍堅強的戰鬥力, 並未繼續向東發展。怛羅斯之役（西元七五一年）失敗，唐軍內有造紙匠為大食所獲，送至撒馬爾罕，設廠造紙，撒馬爾罕紙遂為當時名產，流行於西亞。九世紀中，回教作家裘希得（Juhith）曾說：﹁西有埃及葦紙，東有撒馬爾罕紙。﹂西元七九三-七九四年間（唐德宗貞元九-十年），報達亦設紙工廠，且聘中國人為技師，惟不能與撒馬爾罕相比。此後，大馬士革亦有紙廠，而為歐洲用紙之供給地，歷數世紀之久。後乃更傳至西班牙、埃及等地，漸取埃及羊皮紙之地位而 代之。埃及在西元九百年，法國在一一八九年，義國在一二七六年，然歐洲製紙業至十四、五世紀始告發達。

Ans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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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3

怛羅斯之役（西元七五一年）失敗，唐軍內有造紙匠為大食所獲，送至撒馬爾罕，設廠造紙，撒馬爾罕紙遂為當時名產，流行於西亞。九世紀中，回教作家裘希得（Juhith）曾說：﹁西有埃及葦紙，東有撒馬爾罕紙。﹂西元七九三-七九四年間（唐德宗貞元九-十年），報達亦設紙工廠，且聘中國人為技師，惟不能與撒馬爾罕相比。此後，大馬士革亦有紙廠，而為歐洲用紙之供給地，歷數世紀之久。後乃更傳至西班牙、埃及等地，漸取埃及羊皮紙之地位而 代之。埃及在西元九百年，法國在一一八九年，義國在一二七六年，然歐洲製紙業至十四、五世紀始告發達。

Answer 4

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寶十年）怛（音da，二聲）羅斯戰役暴發，這場戰爭大致地點在現在的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附近。

怛羅斯戰役的起因是西域藩國石國「無番臣禮」，唐安西節度使高仙芝領兵征討，石國請求投降，高仙芝允諾和好；但是不久高仙芝即違背承諾，攻佔並血洗石國城池，捋走男丁，格殺老人、婦女和兒童，搜取財物，而且俘虜石國國王並獻於闕下斬首。僥倖逃脫的石國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中國史書稱之為「黑衣大食」）求救。有消息說大食援軍計劃襲擊唐朝西域四鎮，高仙芝的反應是採取先發制人之策，主動進攻大食。鑒於當時唐帝國在西域的影響，有許多葛邏祿及拔汗那國的軍卒參加大唐軍隊。組成的大唐聯軍有三萬多人，其中唐兵占2/3。高仙芝率領唐聯軍長途奔襲，深入七百餘里，最後在怛羅斯與大食軍隊遭遇。於是，一場歷史上著名的戰役——怛羅斯戰役打響了。

在怛羅斯戰役中雙方相互撕殺，戰鬥持續五日。其間大唐聯軍的葛邏祿部見形勢不妙反水倒向大食，高仙芝受到大食與葛邏祿部夾擊，無力支撐而潰敗不成軍。副將李嗣業和別將段秀實收攏散兵游勇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大唐聯軍中的拔汗那兵也潰逃至此，結果兵馬車輛擁擠堵塞道路。李嗣業惟恐大食追兵將及，揮舞大棒斃殺百餘名同屬大唐聯軍的拔汗那軍士，才得以率先通過。此前李嗣業還曾勸高仙芝棄兵逃跑，被段秀實斥責為「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眾，非仁也」。最後高仙芝等遂引殘兵逃至安西。此役以大食軍完勝奔襲問罪的大唐聯軍為結局，唐三萬餘士卒近乎全沒，只有少數逃脫。

對於唐軍失敗的原因史書上說的很粗略，不過唐帝國遭受怛羅斯戰役之辱，唐軍主帥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是脫不了干係的。

首先，石國這個西域藩國雖示不遜，但是在高仙芝上門問罪之時石國已經完全請降悔過，高亦與其允諾和好，因此高爽約並一概屠戮石國眾生，掠奪物資，此為自陷大唐於不仁與不義之地；況且在對待「宗主國」的關係上，類似石國之「無番臣禮」也算是正常情況，關鍵是採取何種策略應對此類事件。不加區別地一味趕盡殺絕只能失去他們的人心，或者說單純的武力征伐只能揚威於一時，而不能維繫於一世。此為其道義與策略之失誤。

其次，失敗是由於高仙芝等唐朝軍事將領的輕敵氣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高在未掌握大食軍隊人員裝備虛實的情況下，引領大唐聯軍深入七百餘里，便是輕敵氣傲的表現。而這種輕敵氣傲緣於公元747年的一次戰爭。是年，高仙芝率領一萬餘軍士討伐（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爾吉特），俘獲勃律王及吐蕃公主。史書稱大食等72國「皆震恐，威歸附」。這種「皆震恐，威歸附」不但表現出中國的「事後史官」的一種自淫自戀情節，而且也可以成為高仙芝三年後滋生狂妄情緒的理由。其實當時大食的倭馬亞王朝因為內部紛爭而無暇顧及勃律，這才是高仙芝討伐勃律功成名就的原因。但是作為武夫的高仙芝是看不到這一方面的。

怛羅斯戰役前後唐朝的邊疆軍事政策

孫子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唐朝自唐太宗李世民時代開始，武定天下之後在西域基本上採取親善、懷柔、安撫之政策，西域各方也仰視唐帝國之文明與強大，紛紛顯示臣服大唐之意。在這一點上唐太宗比及先前幾百年強兵黷武的漢武帝要高明十二分。所以前者獲得「天可汗」之讚譽，後者則需要割下司馬遷的生殖器方可顯示其比匈奴人之高大。但是親善、懷柔、安撫的政策被後來統治者逐漸弱化，而奉行一套用棒槌代替胡蘿蔔的短期行為。

怛羅斯戰役前後，由於邊防戰事的緣故，唐朝在兵員制度上採取募兵制，取代先前的府兵制。這使得戍邊軍隊數量龐大，遠遠多於內地駐軍，從而形成「外重內輕」的局面。其結果是各方節度使一律自行招兵買馬，擁兵自重，大權獨攬，朝廷難以控制，甚至個別人身兼數個節度使之職，成為一方諸侯與霸主。

這些節度使為了發展自己的勢力，往往不顧國家與百姓的承受能力，頻繁發動武力征討，甚至進行瘋狂的屠城和洗劫，以向朝廷邀功請賞。而中央朝廷的縱容與鼓勵，也助長了邊關軍閥的這種野蠻行為。「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杜甫《兵車行》），正是此番寫照。

邊防數十萬人馬給國家造成沉重的軍費開支。例如開元初年，每年僅邊疆軍費就約耗錢200萬貫，開元末年又增加到1000萬貫，到天寶末年就變成1500萬貫了。面對如此巨大的開支，大唐的國庫只有愈發乾癟了。

因此，甚至可以說，大唐王朝的真正軍事危機恰恰是出自邊將勢力的過度膨脹，而非所謂的外敵入侵。軍事危機，加上各種社會矛盾的後果便是天下大亂。「安史之亂」正好是明證。

怛羅斯戰役4年之後，「安史之亂」暴發，大唐帝國於是元氣大傷，告別了鼎盛的黃金時代。

怛羅斯戰役的歷史地位

一般的歷史學家只是強調了各種矛盾積累的「安史之亂」是唐由盛轉衰的分界嶺。然而這只是就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地區社會動盪及其不良影響而言。如果以大唐版圖論興衰的話，那麼怛羅斯戰役的歷史地位是需要提升的。這種判斷絕非主觀臆斷，而是基於客觀事實。甚至明代的宋濂在寫元史的時候還唸唸附帶一句「唐患在西戎」。正是大唐經歷的怛羅斯戰役及其失敗使得「西戎」離心漸起，按現在的話說叫打算有「外遇」。而此次戰役失利與後來的「安史之亂」相距太近，於是內憂外患的大唐便不再是盛唐盛世了。當然大唐王朝後來還有一段中興的日子。

具有喜劇意味的是，唐王朝在苦苦平定「安史之亂」的鬥爭中，還借用怛羅斯戰役的對手——大食的軍隊來到中國幫助平亂。這些軍士果然不負眾望，在消滅安祿山、史思明的戰爭中立下戰功，獲得唐朝皇帝嘉獎。這些大食軍士還喜歡上了中國，政府也鼓勵他們在此封妻蔭子。據說他們也是今天的回回民族最早的先民。

儘管「由怛羅斯河之敗，中國國勢遂絕跡於西方」這種觀點有點太絕對，然而這次令大唐在道義上陷於不太有利地位的重要戰役的失利，不能不使一些西域藩國看到唐王朝虛喘的一面。當然，客觀地講，「安史之亂」讓大唐裡裡外外、上上下下折騰的夠戧。它甚至將駐紮在安西、朔方等戍邊部隊內調平叛，幾乎上演一出大唐版吳三桂赴京勤王的悲喜劇。因此，此後人們談及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存在，恐怕僅僅是以影響為主而已。中亞的西域各國，也正是從那以後開始了面向大食，並經歷皈依伊斯蘭化的歷程。

怛羅斯戰役與中國文明的傳播

怛羅斯戰役促進了中國文明的向外傳播。「四大發明」最早傳出的是造紙術，而造紙術的傳出與怛羅斯戰役有著直接關係。唐帝國此役戰敗，共計一萬餘唐兵成為戰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紙工匠，而同年在巴格達就出現了中國境外的第一個造紙作坊。此時距大食第三任正統哈里發奧斯曼派遣第一個譴唐使來華正好有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也有認為怛羅斯戰役之後外部世界的第一個造紙作坊出現在撒馬爾罕（今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干附近）。《旅程和王國》一書有這樣一句話——「紙是由俘虜自中國引入撒馬爾罕的。」巴格達也好，撒馬爾罕也好，造紙技術是由來自中國的工匠師傅傳授的確屬無疑。中國的造紙工匠除了被俘後流落它鄉傳播造紙技術，也可能是作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羅斯戰役之前就到達了那裡，或者兼而有之。

杜環是一萬餘唐軍俘虜中的一員，他是作為隨軍書記官參與怛羅斯戰役的。杜環在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內遊歷、居住有十多年之久，還親眼目睹一些中國工匠在當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劉批為「漢匠起作畫者」，河東人樂陵、呂禮為「織絡者」。杜環於公元762年由海路返回中國，並將其遊歷見聞著作成書，名為《經行記》，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寶貴的記錄。

中國文明就是這樣傳授給阿拉伯人，後來再由他們傳往更加遙遠的歐洲……這幾乎成為中世紀東、西文化傳播的固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