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問題～！！.......（（２０點））

Question

各位大大你們好壓～！！
我是一個國３生。。。今年要去考學測了～！＞０＜
可是我的歷史就是很差。。。
《台灣歷史。。中國史。。世界史。。通通都不怎行。。》
可以請大大幫我把一些歷史事件。。做些介紹嗎？？
年代壓。。。事件。。。原因。。。結果。。。之類的。。
拜託拜託～！急需答案。。。《《２０點》》

你真的要幫我整理嗎～！？
感謝你呀～！＞／／＜。。。
那就麻煩你囉。(．”．)。
基測一起加油八～！祝我們考上好學校囉～！

Answer 1

夏朝
夏禹治水有功，繼舜當了中原各部落之共主。鑑於夏朝無當時的文字及遺物可資鑑證，故或謂其與黃帝、堯、舜等一樣，應屬傳疑時期。

照後人所說，中國在四千餘年前的夏代時，文化己頗發達。《左傳》宣公三年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墨子》也提到夏代鑄九鼎之事，看來中國自夏代始已由石器時代步入銅器時代。另夏代之曆書《夏小正》流傳後世，中國農曆自夏以來流行數之千年而不廢，迄今猶稱『夏曆』。

自啟繼禹位，父子、兄弟相傳的王位繼承制終於固定下來。無論啟繼父位是由父所傳，或是他自行奪權，總之，啟繼禹位，標誌著中國由『襌讓』過渡到『家天下』。

夏朝雖然建立，然其初政權並不鞏固。啟耽於飲酒作樂，在位十年而卒，傳位給其子太康。太康更加荒淫失政，娛以自縱。結果東夷的有窮氏攻入安邑，太康流亡在外，不久死，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子相恃其武力不修民事，被權臣寒浞所殺，寒浞企圖滅絕夏氏。相妻逃奔在外，生下遺腹子，是為少康。少康長成後，投奔有虞氏，虞君妻以二女，給田一成，眾一旅（五百人為一旅）。少康以此為基礎，艱苦奮斗，復興夏朝，還都安邑。

夏朝到了末年，從第十四個君主孔甲起，逐漸走向崩潰。由孔甲三伝到末代國王履癸，均都於斟鄩。履癸即歷史上有名的暴君夏桀。由於桀之荒淫無道，而東方的商部族如日中昇，其領袖商湯終於起兵伐桀，取代了夏。

政治制度：夏王朝的最高首腦稱為「王」或「后」，父子或兄弟相傳，是古人所謂「家天下」的開始。從傳世文獻看。夏朝的政治機構相當龐大。在夏王之下有掌政事的「三正」，有為天子輔臣的「疑」、「丞」、「輔」、「弼」四鄰，有為國君親近左右官員的六事（即六吏、六卿），有掌曆法的「羲和」（又稱「太史」），掌訴訟的「大理」，掌音樂的「瞽」，掌管教育貴族子弟的「官師」、「國老」，掌出使的「遒人」，掌收取貢賦的「嗇夫」，掌管山澤的「虞人」，掌畜牧的「牧正」，掌養龍的「御龍」，掌管夏王膳食的「庖正」，掌管夏王車輛的「車正」，守衛宮門的守門者，掌王室家族事務的「臣」。夏王朝九州的劃分和「甸」、「侯」、「緌」「要」、「荒」五服的存在，說明，夏朝對地方的管理是以個部族首領為諸侯，稱「伯」或「牧」。諸侯必須服從夏王的政令，對王朝承擔貢納、朝見、服役和隨從征伐的義務。諸侯之下，有大夫，即各大家族的族長。所以，古人說，夏王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
夏王朝的政治思想已經有初步的「德治」寬刑思想。《左傳．文公七年》引《夏書》說：「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即在國家治理上，要文治與刑罰並用。而且，在治國問題上可能已經有了防微杜漸，防患與未然的認識。《左傳．成公十六年》引《夏書》說：「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就是這層意思。

法律也隨著夏王朝的建立而產生，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左傳．昭公六年》。而「禹刑」不但是刑法，而且是夏王朝法律的總稱。

經濟文化：夏代遺址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包括數量較多的石鎌，石刀等收割工具。莊稼以「畎畝法」進行種植，就是在兩壟之間留一條溝，莊稼種於壟上。夏代的農業生產已經發展到一定的水平，產量迅速提高，飲酒之風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
手工業的發展，在夏朝時金屬器皿已經出現。

貨幣的產生傳說產生與夏朝，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稱為「三品」。此說法恐不可信。就現有資料來看，中國古代最早的貨幣為貝幣，它萌發於原始社會末期，盛於商代。

夏朝的藝術，夏朝有關於樂舞的傳說，首先是圍繞「啟」的傳說，《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一則神話，說啟將三名美女敬獻給天神，從天上得到《九辯》和《九歌》兩部樂舞作品，帶回人間，由是他又製成《九韻》。

在宗教上，夏王朝繼承了祖先崇拜的宗教思想。併形成了至上神的觀念。當時夏王朝已經建立了地上的統一王權，在天上再塑造一個至上神保護自己的王權。

科學發展：《夏小正》是中國現存最早一部具有豐富物候知識的著作。其經文有四百六十三字，按一年十二個月分別記載了物候、氣象、天象、和重要政事，主要是有關生產的農耕、蠶桑、養馬以及採集、漁獵等活動。地圖的出現，從夏禹治水的傳說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已經認識了許多高山大河，確定了大地的東西南北，學會了開渠、分洪、修堤，並且掌握了計算、測量和繪製簡單的地圖。傳說大禹通過自己的實踐，收集了九州獻來的銅等金屬，鑄了九個大鼎，鼎上分別有各州的山川、草木、禽獸，有人說這可能是導遊的「指南圖」，或者說是四千年前的原始地圖。

夏朝王系表 （2205 B.C. -- 1766 B.C.）

大禹 -> 啟 -> 太康 -> 仲康 -> 相 -> 少康 -> 予 -> 槐 -> 芒 ->泄 ->
不降 -> 扃　 -> 廑 -> 孔甲 -> 皋 -> 發 -> 履癸（桀）
夏禹　大禹
夏代開國的君主。顓頊之孫，姓姒氏，號禹。因平治洪水有功，受舜禪讓為天子，世稱為大禹。在位八年而卒，傳位於子啟，而開君主世襲之制。亦稱為夏后氏。
禹是中國人所知的一位治水英雄，他為治水三過家門不入。貴為天子，保持本色，親近百姓，為民謀利。是帝國君主制度下的君主典範。

夏啟
　　夏禹的兒子，姓姒氏，為夏朝君王。禹曾讓位於益，但人民懷念禹的功績，乃擁戴啟繼位，繼位後，有扈部落首先不服，宣佈獨立。啟就向它進攻，扈部失敗，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並確定君主世襲的局面。在位九年而卒。

夏桀
夏朝末位君主，名履癸，約於西元前一八一八年左右即位，履癸文武雙全，赤手可以把鐵鉤拉直，但荒淫無度，暴虐無道，於前一七六六年左右為成湯所敗，死於南巢,夏亡，商湯把他諡號桀（凶猛的意思）。

商朝 （公元前 1766 年 -- 前 1122 年）
商興起於黃河下游的古老部族，相傳其始袓名契，係黃帝後裔，為帝嚳之妃簡狄所生。契因其佐禹治水有功，故被舜封於商，賜姓子氏。大約夏建立後不久，商族就一直臣服於夏，成了夏的一個屬國。夏朝末年，國王桀驕奢淫逸，荒淫無道。商之首領成湯遂順應民，乘夏之亂，滅其國。由於湯以貴族之身份而用武力奪得天下，故後世把商湯伐桀稱之為國史上的第一次貴族革命，也是最早之改朝換代。

商湯在住十三年而崩，其長子太丁未立已先卒，故太丁的兩個弟弟先後繼位，而由伊尹輔政。不久，伊尹又立湯之嫡長孫、太丁之子太甲為王。據《史記》所載，自成湯建國到紂王亡國，商朝共傳了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後共六百多年。殷商自武丁以後，逐漸走向衰落。到了末代國王辛即殷紂王時，商王朝之統治已到了風雨飄搖之田地，由於紂王的荒淫無道，親信小人，大肆殘害忠臣，妲己的恃寵禍政，終於導致了殷商之滅亡.

太約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周文王之子武王出兵攻克朝歌，紂王登上鹿臺，自焚而死，殷商亡。

自一九二八年開始大規模發掘殷墟（即商代後期首都殷之遺址）。抗日戰爭期間曾經中斷，一九四九年後，又由中國科學院繼續進行。經過考古學家們長期的辛勤勞動，在總面積大約二十四萬餘平方公里的遺址，發現了殷商的宮殿、陵墓、作坊，奴隸人殉坑，發掘出數量頗鉅的青銅器、陶器、石器、玉器以及甲骨已不下十六萬片，上有不同的漢字四千餘個，而可辨認的近兩千。

商朝的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畜牧業和手工業都很發達。手工業分工精細，石器、玉器、骨器、銅器等都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並且出現了規較大的作坊生產。此外，還有製革、釀酒、舟車、織帛等等。商品交換也發達起來，出現了以貝殼和玉器充當的貨幣。

青銅器的生產，在商朝規模甚大。在殷墟的宗廟遺址附近和鄭州等許多地方都發現了規模不等的煉銅遺址。

青銅器的發明，是古代勞動人民長期實踐的結果，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有了青銅器，人們才有可能大規模地歌伐森林、開墾荒地，從而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為提供更多的剩餘產品創造了條件。

冶煉青銅的主要原料是銅，再加入適量的鍚和鉛，溫度約需攝氏一千度左右，煉出來的合金就是青銅了。青銅器含青色，熔點較低，硬度較大，製造器物比紅銅更具優越性。商代前期，冶煉青銅的器皿是大口尊珋陶器，後期發展為專用的厚陶質煉鍋。鑄造器物時，要先做泥模。模型做好後，再依據模型做出各式各樣的陶範。然後把青銅熔液倒進陶範，等熔液冷卻後撤去陶範，再經過修飾，便得到鑄成的青銅器。

殷墟出土的青銅器，總數有幾千件之多。青銅器種十分複雜，商代的青銅器，主要是禮器，而且絕大部分為商王和奴隸主貴族所有。常見的有：鼎、鬲（音歷）、甗（音演）、彝、尊、爵等等，還有樂器、兵器和車馬飾。這些青銅器的形式花紋非常精巧，有許多是極精美昏藝術品。

青銅器的出現，使社會生產力大大提高，農業和手工業日漸發達，從而出現了燦爛的商朝文化。到了西周、春秋時期，青銅器的生產和使用就更加發達了，所以自夏以至春秋，這一千多年間史學家稱之為『青銅時代』。

商朝歷史同夏代一樣，主要靠《尚書》、《史記》等後代載籍來瞭解，缺乏當時之文字證明。甲骨文發現以後，成了中國最古老的文獻記錄，使商代歷史『信而有徵』，故商朝被目為中國信史之開端。甲骨上面的刻辭，內容非常廣泛，主要包括祭祀、天時、年成、戰爭、農事、狩獵等等，還有記載著起居、夢幻等生活瑣事的。因此，這些刻辭有助於我們研究商朝生產和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歷史情況。

文字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階段的一個標誌。中國的字 -- 漢字，相傳是黃帝的史官倉頡創造的，所以幾千年來流傳著倉頡造字的傳說。當然，這種傳說並不可靠。文字實際上是先民勞動的產物，而倉頡可能對文字進行過整理工作吧。

在文字產生以前，我們晌祖先曾經用結繩的方式來記事，還曾用符號、圖畫文字；在西安半坡等地出土的仰韶文化早期的一些陶器上，曾發現三、四十各不同的符號。有些古文字學家認為，這些符號可能是中國文字的原始雛形。如果這種設想能成立，那麼中國文字應有六千多年歷史了。

結繩和刻劃符號都不足以成為人們表情達意的工具。人們發現圖畫能給人以具體逼真的印象，於是就出現了圖畫文字；後來這種圖畫文字越畫越抽象和簡單，到了約四千五百年前，中國同時出現了象形字和會意字。在山東南部出土的四件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尊上，各刻有一個文字：『戉』（鉞）、『斤』（錛）、『旦』之簡體及繁體字等。商代及西周初流行的甲骨文，已是較完備的文字，也是中國目前能讀懂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已經有三、四千年的歷史。

商王及貴族們非常迷信鬼神，任何事情都要向鬼神卜問，甲骨就是他們用來占卜的工具。占卜以前，先把甲骨削磨修整，然後在甲骨的背面鑽鑿一個淺凹槽。占卜時進行一定的宗教儀式，把要卜問的事情向鬼神交代清楚，再用燃燒著的木枝在凹槽的側旁燙的。這時甲骨正面的相應部位，便會顯出裂紋。這種裂紋紋叫卜兆。占卜的人根據這種卜兆來判斷事情的吉凶。占卜完畢，用刀子把占卜所得的結果刻在卜兆附近。因此，甲骨文又被稱為『卜辭』。

甲骨上面的刻辭，內容非常廣泛，主要包括祭祀、天時、年成、戰爭、農事、狩獵等等，還有記載著起居、夢幻等生活瑣事的。因此，這些刻辭有助於我們研究商朝生產和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歷史情況。

政治制度：商王朝的職官有中朝任職的內服官和被封於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別。內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務官和內廷事務官。最高的政務官，是協助商王決策的「相」，又稱「阿、保、尹」。王朝高級官吏統稱卿士。三公，則是因人而設的一種尊貴職稱、並不常設。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記載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禱鬼神的祝，掌記載和保管典籍的作冊（又稱守藏史、內史），武官之長的師長，樂工之長的太師、少師。內廷事務官是專為王室服務的官員，主要是總管的宰和親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項具體事務，有百工之長的司工，掌糧食收藏的嗇，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獵的獸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車的車正，為商王御車的服（又稱仆、御），侍衛武官亞，衛士亞旅，掌教育貴族子弟的國老，掌外地籍田的「畋（音「田」tianˊ）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國首領的侯、伯，有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衛邊境的衛。

商代在實行貢納制度的同時，還有勞役租「助」，就是要求農人助耕公田（籍田），收穫皆為統治者所得，其比例約佔農人收穫的十分之一。殷紂王加徵賦稅，用以充實鹿臺和鉅橋。

商朝的政治理念是神權觀念籠罩下的政治思想，商代統治者「尚鬼」、「尊神」。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則，就是依據上帝鬼神的意志治理國家。

經濟文化：商人從一開始就是一農業為主的民族，商湯曾派毫人幫助葛人種地。甲骨卜辭中多次見到「其受年」（能獲得豐收嗎？）的問語，反映商朝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視。在畜牧業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遺骸外，還有象骨，說明當時北方還有訓象。並且掌握了豬的閹割技術，開始了人工養淡水魚。手工業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細，規模巨，產量大，種類多，工藝水平高，尤以青銅器的鑄造技術發展到高峰。成為商代文明的象徵。而且商朝人已經發明了原始的瓷器，潔白細膩的白陶頗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細的玉石器表現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藝。絲織物有平紋的紈，絞紗組織的紗羅，千紋縐紗的縠，已經掌握了提花技術。
商代農業和手工業的進步促進了商品交換的發展，出現了許多牽著牛車和乘船從事長途販運的商賈。到商代後期，都邑裏出現了專門從事各種交易的商販，呂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為業，又曾在孟津賣飯。

自商代起，中國音樂進入了信史時代。民間的音樂和宮廷的音樂，都有長足的進步。由於農、牧ˋ手工業的發展，青銅冶鑄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從而使樂器的製作水平飛躍，大量精美豪華的樂器出現了。樂舞是宮廷音樂的主要形式。可考證的有《桑林》、《大護》，相傳為商湯的樂舞，為大臣「伊尹」所作。從事音樂專業工作的，主要有「巫（巫見）、音樂奴隸和「瞽」」三種人。有關商朝的民間音樂的材料很少，《周易．歸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會意、形聲、假借、指事等多種造字方法，已經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辭中，總共發現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學者認識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寫材料堅硬，故字體為方形。而同時的金文，因係鑄造，故字體為圓形。

科學發展：
天文：商代日曆已經有大小月之分，規定三百六十六天為一個周期，並用年
終置閨來調整朔望月和回歸年的長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記錄。
數學：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萬的數字，明確的十進位制，奇數、偶數和倍
數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計算能力。光學知識在很早就得到應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鏡，能在較小的鏡面上照出整個人面。

商朝王系表 （1766 B.C. -- 1122 B.C.）

太乙 -> 太丁 -> 外丙 -> 中壬 -> 太甲 -> 沃丁 -> 太庚 -> 小甲 ->雍己 -> 太戊 -> 中丁 -> 外壬 -> 河亶甲 -> 袓乙 -> 袓辛 ->沃甲 -> 袓丁 -> 南庚 -> 陽甲 -> 盤庚 -> 小辛 -> 小乙 ->武丁 -> 袓庚 -> 袓甲 -> 廩辛 -> 武乙 -> 太丁 -> 帝乙 ->帝辛 （紂王）
商　成湯
商的開國君主。契之後，名履。初居亳，為夏方伯，專主征伐；夏桀無道，湯興兵伐之，放桀於南巢，遂有天下，國號商，在位三十年（西元前 1783 -- 前1754）崩。
商　伊尹
名摯，是有莘氏在桑樹林拾到的棄兒，因其養母住在伊水邊上，所以以水為氏。雖然伊尹身材短小，面龐不出眾，但足智多謀，聰明異常，志向遠大，當時夏王桀暴虐殘忍，濫用民力，魚肉百姓，田地荒蕪，民不聊生。伊尹看出夏朝氣數已盡，於是用自己高超的烹調手藝，接近商湯勸他高舉義旗取夏桀之位而代之。商湯和伊尹相談後，頓覺相見恨晚，當即命伊尹為「阿衡」（宰相），在商湯和伊尹的經營下，商湯的力量開始壯大，想進攻夏桀。伊尹建議商湯停止向夏桀進貢，看夏桀如何動作，以探測夏桀的實力。夏桀果然非常憤怒，徵調九夷的兵力，要來伐商。伊尹當即勸商湯說﹕夏桀還能調動兵力，我們伐他的時機還未成熟。於是，商湯又向夏桀進貢。當伊尹看到時機成熟時，又一次停止向夏桀進貢，但因為夏桀的暴行，這次，他未能調動軍隊了，於是伊尹就向商湯建議起兵。

商湯很快就打敗了夏桀的軍隊，把夏桀流放到南巢，夏王朝從此滅亡，諸侯一舉擁戴賢德的商湯為「天子」建立「商朝」。

　　商湯和伊尹緊密合作，勵精圖治，愛護百姓。受到百姓的愛戴。商湯逝世後，伊尹輔佐他的後代，直至商湯的孫子太甲為商王時，太甲暴虐亂德。三年以後，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宮，親自攝政，接受諸侯的朝拜。帝太甲在桐工住了三年後，悔過自責，改惡從善，於是伊尹把太甲接出來，還政給他，自己告老還鄉，太甲返位後，發揚商湯的德政，勤儉愛民，史諸侯歸附，社會安寧。

伊尹逝世後，帝沃丁（太甲的兒子）以天子之禮葬之。

商　紂王
商朝最後一任君王。名辛，為帝乙的兒子，史稱為紂王。筷子的發明者，曾平定東夷，使中原文化逐漸傳播到長江、淮河流域，奠定中國統一的規模。雖材力過人，然拒諫飾非、耽於酒色、暴斂重刑，遂導致民怨四起。周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商者八百；戰於牧野，紂軍敗，自焚於鹿臺。
妲己　商紂妃
妲己，有蘇氏的女兒。商紂王子辛的寵妃，有美色。
商紂王王征服有蘇氏（今河南省武陟東）。有蘇氏獻出美女妲己。紂王迷於
妲己的美色，對她言聽計從。妲己喜歡歌舞，紂王令樂師師涓創作靡靡的音樂，下流的健蹈，在宮中朝夕歡歌。妲己伴著『靡靡之音』起舞，妖艷迷人。於是紂王荒理朝政，日夜宴游。紂王還在衛州（今河南省淇縣）設『酒池』，縣肉於樹為『肉林』，每宴飲者多至三千人，令男女裸體追逐其間，不堪入目。九侯（封地在今河北省臨漳）有一位女兒長得十分美麗，應召入宮，因看不慣妲己的淫蕩被殺，九侯也遭『醢刑』，剁成肉醬分給諸侯。

　　妲己喜觀『炮烙之刑』，將銅柱塗油，燃以火炭，令犯人行其上，跌落火紅
的炭中，腳板被燒傷，不時發出慘叫聲。妲已聽到犯人的慘叫，就像聽到刺激感官的音樂一樣發笑。紂王為了博得妲己一笑，濫用重刑。

　　紂王的無道，激起人民的反抗。周武王乘機發動諸侯伐紂，在牧野（今酒南省淇縣南）之戰，一舉滅商，紂王逃到鹿台自焚，妲己也自縊而死。

商　盤庚（生卒年不詳）
商朝第十七代君主，在位初，天災，人禍不楬，盤庚下決心改革，足卒遷都殷，後改國號殷，因遷都而作告諭臣民之書，即《書經》中的《盤庚三篇》。「遵湯之德，行湯之政，諸侯來朝，商道復興，」在位二十八年。或作般庚。

東周（公元前 770 年 -- 前 221 年）
東周之紛爭 -- 平王東遷
在鎬京陷落、幽王被殺後，申侯、魯侯和許文公乃立前太子宜臼於申，是為平王。時鎬京經過戰亂，宮室殘破，王畿荒蕪，一時難於恢復，且犬戎仍散居鎬京附近，對周室構成嚴重之威脅。而雒邑自經周公營建為東都以來，已成為重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中心，其地位僅次於西都鎬京。於是平王乃決心將都城東遷。

公元前七七零年，平王由晉文侯、鄭武公、衛武公、秦襄公等護送，入於雒邑之王城，並以之為首都。此後的周朝便被稱為東周（公元前七七零年 -- 前二五六年）。

東周從周平王元年（前七七零年）算起，迄周赧王五十九年（前二五六年）止，前後共二十二王，歷五百一十五年。其間又可分為兩個時期，前半期為春秋時代，後半期為戰國時代。春秋時代因孔子所改訂的魯國編年史《春秋》一書而得名。戰國時代則因當時有七國大國（韓、趙、魏、楚、燕、齊、秦）不斷混戰，後來西漢劉向（前七七年 -- 前六年）又作《戰國策》以誌其事故名。

平王東遷後，天子大權旁落，不受尊重，天下權力之重心下移至諸侯。由於王命不行，各諸侯國外則相互兼併，內則篡殺時生，小國封土多為大國併吞，封建、宗法制度漸趨崩潰。

春秋初年，大小諸侯國見諸經傳的有一百七十餘個，然其會盟、征伐事蹟彰彰可考者，不外齊、晉、楚、秦、魯、宋、衛、燕、陳、曹、蔡、鄭、吳、越等十數國。

魏文侯　李斯（？ -- 前三九六）
魏之開國君主魏文侯（前四四五--前三九六年執政）任用李悝（前四五五--前三九五）為相，推行變法。李悝主張按『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之原則，把祿位授予有功之人，他認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集各國法律之大成而撰《法經》。在經濟方面，李悝實行『平糴法』，提倡『盡地力之教』。魏文侯除重用李俚外，又任西門豹為鄴（今河北臨漳西南）令，大興水利，開鑿漳河十二渠；並用吳起（約前四四零--前三八一）為將，大力改革軍制度。通過魏文侯的改革，魏國遂成為戰國時代的首強，一度稱雄於中原。但魏國之變法僅推行了兩世即半途而廢。


春秋五霸
公元前 770 年 -- 前 221 年
到了春秋中期，從齊桓公登位（前六八五年）算起，才進入重要的爭霸時代，出現了所謂『春秋五霸』。

一、齊桓公尊王攘夷：在五霸之中，齊桓公（前六八五年 -- 前六四三年執政）稱霸最早。他任用管仲（？ -- 前六四五年）為卿，推行政治、軍事、經濟之改革，首倡『尊王攘夷』，遂使地瀕東海的齊成為泱泱大國。齊桓公曾北伐山戎以救燕，平定狄亂以存邢、衛，解王室之禍而定周襄王之位。特別是公元前六五六年，齊桓公率魯、宋等八國軍隊，征伐南方之『楚蠻』，在召陵（今河南郾城東北）迫楚訂盟，阻其北進，奠下了霸主的地位。公元前六五一年，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今河南蘭考），與會者有魯、宋、鄭、衛、許、曹等，周天子也派人前往。總計齊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糾合諸侯凡二十六次。管仲對齊桓公霸業貢獻良多，孔子尤其對他提出的『尊王攘夷』稱讚不已：『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

二、宋襄公圖霸落空：桓公死後，諸子爭立，齊國漸衰，楚國覬覦中原。宋襄公（前六五零年 -- 前六三七年執政）會合幾個小國，想自充霸主。但公元前六三九年會盟於盂（今河南睢縣西北）時，襄公竟一度為楚所拘。公元前六三八年，宋與楚戰於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時楚兵強大，但襄公與之作戰時卻大講『仁義』，要待楚兵渡河列陣才攻擊之，結果宋師大敗，襄公受傷，次年因重傷而卒。

三、晉文公繼起稱霸：齊桓公之後，中原沒有真正的霸主，真至晉文公（前六三六年 -- 前六二八執政）時才重舉『尊王攘夷』之旗幟。文公早年飽經憂患，在外流亡了十九年，即位後乃任用狐偃、趙衰等賢良，整頓內政，發展軍事，使國力大盛。方文公即位之時，周室發生內亂，襄王蒙難出奔於鄭。趙衰向文公指出：『求霸莫如入王尊周。……方今尊王，晉之資也』，文公乃於公元前六三五年獨力勤王，匡扶周室，迎襄王復位，於是晉之聲名大噪。公元前六三二年，晉文公領齊、宋、秦之軍在城濮（今山東鄄城西南）大敗楚軍，歸途中大會諸侯於踐上（今河南鄭州北），天子遣人命其為『伯』（霸）。後來，晉文公又會諸侯於河陽（今河南孟縣西），周襄王亦被召與會。晉文公因戰勝楚國而稱霸於諸侯文公死後，晉國之霸業猶維持百年之久。

四、秦穆公稱雄西戎：秦僻處西陲，周初為附庸小國，春秋初年因秦襄公助平王東遷才被封為諸侯，並承平王賜給岐山以西之地，後定都於雍（今陝西鳳翔南）。到了秦穆公（前六五九年 -- 前六二一年執政）時，國勢逐漸強大起來。秦穆公善於任用賢能，他以客卿百里奚、蹇叔為左右相，授以國政，立意改革，並屢欲東窺中原，參與爭霸。秦穆公曾助晉文公回國登位，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前六二七年，晉文公剛死不久，秦穆公即乘晉喪而派兵偷襲鄭國，後因鄭有備而退回，但行經殽山（今河南洛寧）地區時，被晉襄公設下的伏兵狙擊，結果秦師全軍覆沒，三帥都被晉軍所俘。前六二五年，秦再伐晉，戰於彭衙（今陝西白水），秦又敗北。過了一年，秦穆公復揮兵東向，渡過黃河後即將渡船全部燒掉，以示和晉決一死戰之心，結果打敗了晉軍。秦國對晉作戰雖取得過勝利，但晉畢竟是實力雄厚的大國，秦之國力一時難敵，其東進之路仍被晉國所阻擋。於是秦穆公便轉而向西發展，致力於攻伐周圍的戎人，結果終於『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周天子聞訊也遣使送金鼓以賀。

五、楚莊王問鼎中原：楚國位於江、漢流域，向被目為南方之蠻夷。其先熊繹在西周初曾被成王封為子爵，但楚國對周室時服時叛，不受封建之約束。春秋初年，王權衰微，楚君熊通索性於前七四零年自立為王（即楚武王），欲與天子分庭抗禮、較一長短。不久其子文王定都於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國勢進一步強大起來。春秋初期，強楚實乃中原諸國之心腹大患，而霸政之『尊王攘夷』也往往以抑楚為其主要目標。

楚早就有窺伺中原之志，故長期以來，一方面併吞周圍小國一方面不斷向北推進。但它先在齊桓公時被阻於召陵，繼而在晉文公時戰敗於城濮，使北進圖謀一再受挫。晉文公死後，楚又重新投入逐鹿，特別是到了楚莊王的時候（前六一三年 -- 前五九一執政），其勢更加囂張。前六零六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在雒邑西南），竟觀兵於周郊，飲馬黃河，派人向周天子問九鼎之輕重，故楚國代周之野心昭然若揭。前五九八年，楚破陳國之都。次年，又興兵圍鄭，迫鄭降，晉聞訊派兵救鄭。晉、楚兩軍於前五九七年大戰於邲（今河南鄭州北），時晉國將帥不和、政令不一，故晉軍被楚所敗。此後，陳、蔡、許、鄭俱從楚。前五九四年，楚軍又圍宋，宋人告急於晉，晉不能救，宋只好與楚言和。這時中原各國除晉、齊、魯等外，全部尊楚莊王為霸主。

邲之戰後，楚莊王雖稱霸於一時，然晉國猶不可忽視。此後一段時間，晉、楚雙方勢均力敵，難分勝負，結果形成南北對峙、各霸一方之。公元前五四六年，宋國執向戌倡議弭兵，他奔走拉攏晉國執政趙武和楚國令尹子木，使晉、楚、宋、魯、鄭、衛、陳、蔡、曹、許、齊、秦、邾、滕等十四國在宋國召開弭兵大會。結果由前述十國簽訂盟約，規定除齊、秦等大國外，小國須既朝晉又朝楚，向兩國同樣貢獻，承認兩國為共同霸主。於是霸權乃由晉、楚二強平分。史稱『向戌弭兵』。

吳王夫差、越王勾踐
公元前 770 年 -- 前 221 年
弭兵之會使中原地區之和平維持了大約四十年，從此晉、楚兩國逐漸衰弱，而長江下游之吳、越兩國卻崛起爭雄，先後成為春秋末期之霸主。
一、吳王夫差崛起爭霸：吳國傳為西周初年所封，其始袓為文王伯父太伯、仲雍之後裔，初都蕃離（今江蘇無錫東南），後都於吳（今江蘇蘇州）。吳國到吳王闔閭執政時（前五一四年 -- 前四九六年），以楚國舊臣伍子胥（？ -- 前四八四年）為相，以齊人孫武為將軍，使國勢日益強盛。前五零六年，吳軍在孫武、伍子胥率領下，從淮水流域西攻到漢水，五戰五勝，攻克楚之郢都，逼得楚昭王出逃。後楚臣申包胥入秦乞師，在秦延哭了七天七夜，才使秦出兵助楚復國，但楚自此一蹶不振。

當吳國忙於伐楚時，與吳相毗鄰的越國經常派兵襲吳。前四九六年，吳、越交戰於[榫：將十改乃]李（今浙江嘉興南），吳為越所敗，闔閭受傷而亡，其子夫差繼位（前四九五年-- 前四七三年）。前四九四年，吳王夫差為報父仇而敗越於夫椒（在太湖之中），旋攻入越都會稽（今浙江紹興）。越王勾踐派人向吳求和，伍子胥以為不可答應，要求滅越以除後患，但夫差志得意滿，許越求和，並著越王為之服役。後來伍子胥屢諫，夫差卻聽信讒言，賜其自殺。子胥死前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地』，後來果如其所料。

先後打敗楚、越以後，夫差自以為天下無敵，一心要北上爭霸中原。他先伐陳，又服魯、宋，並二度敗齊。前四八二年，夫差與晉、魯、周等於黃池（今河南封丘南）。會上吳與晉爭作霸主，吳略略佔先，成為一時之盟主。

二、越王勾踐臥薪嘗膽：越係古代越人所建之國，越王允常時其國漸強，故楚國乃聯越以制吳。前四九六年，當越王勾踐（前四九七年 -- 前四六五年）即位不久，即打敗吳國。兩年後，吳王夫差攻破越都，勾踐被迫屈膝投降，並隨夫差至吳國，臣事吳王，後被赦歸返國。勾踐自戰敗以後，時刻不忘會稽之恥，日日臥薪嘗膽，反躬自問『汝忘會稽之恥邪？』。他重用范蠡、文種等賢人，經過『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使越之國力漸漸恢復起來。可是吳對此卻毫不警惕。前四八二年，吳王夫差為參加黃池之會，盡率精銳而出，僅使太子和老弱守國。越王勾踐遂乘虛而入，大敗吳師殺吳太子。夫差倉卒與晉定盟而返，連戰不利，不得已而與越議和。

前四七三年，越軍再次大破吳國，吳王夫差被圍困在吳都西面的姑蘇山上，求降不得而自殺，吳亡。越王勾踐既平吳，聲威大震，乃步吳之後塵，以兵渡淮，會齊、宋、晉、魯等諸侯於徐州（今山東滕縣南），周天子使人命勾踐為『伯』（霸）。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但這時，春秋時代行將結束，霸政趨於尾聲，勾踐實乃春秋末期最後的一個霸主。

當勾踐剛剛滅吳稱霸，其手下最大之功臣范蠡被封上將軍，然范蠡深知『大名之下難久居』、『久受尊名不祥』，故功成立即隱退，『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傳其改名陶朱公，後以經商而致富。范蠡曾遣人致書文種，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啄，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文種未能聽從，不久果被勾踐賜劍自殺。

『三家分晉』與『田氏代齊』
公元前 770 年 -- 前 221 年

春秋末年，霸政局面近於尾聲，中國逐漸進入一個新時期，即七雄競爭的戰國時代。本來春秋初年之大小諸候國有一百數十個，後經不斷兼併，小國漸被消滅。據《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所載，『齊桓公併國三十五』，『晉獻公併國十七，降國三十八』，『楚莊王併國二十六』，『秦穆公滅國二十』。因此，到了戰國初期，大小國家只餘下二十來個，其中又以韓、趙、魏、楚、燕、齊、秦最為強大，號稱『戰國七雄』。

戰國七雄之形成並非全是春秋時代兼併戰爭之結果。燕、楚、秦固為春秋舊國，通過兼併小國而得以壯大，然韓、趙、魏則是晉國被瓜分後出現的，齊國之國名雖一仍其舊但國君卻已易姓。『三家分晉』與『田氏代齊』正是由春秋進入戰國時，政治權力重心從諸侯下移至卿大夫之典型表現。

『三家分晉』：晉國本是春秋時代之大國，長期稱霸於中原。但至春秋末年，其政權逐漸操於卿大夫之手。晉國之卿原有十餘族，到悼公（前五七二年 -- 前五五八年執政）時，只餘智、韓、趙、魏、范、中行六氏輪流掌政。公元前四九零年，趙氏擊敗范氏、中行氏。公元前四五八年，智、趙、韓、魏四家盡分范、中行氏之地，此後智氏乃獨擅朝政。公元前四五三年，智伯集結韓、魏伐趙，但韓、魏反而與趙聯合起來攻滅智氏，三分其地。從此晉君成了韓、趙、魏三家之傀儡，『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史記．晉世家》。到了公元前四零三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史記．晉世家》。至公元前三七六年晉才完全被滅。

『田氏代齊』：齊原係周室分給功臣姜尚之封邑，在桓公時亦曾盛極於一時。到了春秋、戰國之交，姜氏之國亦大權旁落，漸為卿大夫田氏所控。齊景公時（前五四七年 -- 前四九零年執政），田桓子聯合鮑氏，攻滅了欒氏和高氏。後來田厘子攻滅國氏、晏氏等，擁立齊悼公（前四八八年 -- 前四八五年執政），旋又殺齊悼公，另立齊簡公（前四八四年 -- 前四八一年執政）。過了四年，田厘子之子田成子再殺簡公和右相，完全操縱了朝政。公元前三九一年，田成子的曾孫田和把齊康公（前四零四年 -- 前三七九年執政）遷往海邊。公元前三八六年，周室冊命田和為侯，過了幾年康公卒，姜氏遂絕其祀，齊國全部為田氏所統治。史稱『田氏代齊』，因僅國君易姓，國名未變，故戰國時代之齊國往往被稱為『田齊』。
七雄變法圖強
公元前 770 年 -- 前 221 年

在戰國七雄之中，除燕國外，其餘都由春秋五霸承襲或發展而來，不過韓、趙、魏及齊國之國君原來均係卿大夫，後因篡權受封而立。從戰國初年起，各大國之國君不論新篡或舊襲，都普遍推行變法自強。

一、魏國：『三晉』之一，初都於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約前三三九年遷於大梁（今河南開封西北）。魏之開國君主魏文侯（前四四五 -- 前三九六年執政）任用李悝（前四五五 -- 前三九五）為相，推行變法。李悝主張按『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之原則，把祿位授予有功之人，他認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集各國法律之大成而撰《法經》。在經濟方面，李悝實行『平糴法』，提倡『盡地力之教』。魏文侯除重用李俚外，又任西門豹為鄴（今河北臨漳西南）令，大興水利，開鑿漳河十二渠；並用吳起（約前四四零 -- 前三八一）為將，大力改革軍制度。通過魏文侯的改革，魏國遂成為戰國時代的首強，一度稱雄於中原。但魏國之變法僅推行了兩世即半途而廢。

二、楚國：楚係春秋舊國，都於郢。郢初在今湖北江陵，前二七八年先後遷至陳（今河南淮陽）、巨陽（今安徽太和東南）、壽春（今安徽壽縣東北）等處，但其名未改。楚國在春秋末已趨於衰微，至楚悼王時（前四零一-- 前三八一年執政），以吳起為令尹（即相國），推行改革主要是壓制封建貴族，主張『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實行『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此外，又『厲甲兵以時爭於下』結果使楚國『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國勢頗盛。但楚悼王一死，吳起旋被朝中舊臣所殺，變法之事遂寢。

三、秦國：秦係春秋舊國，原都於雍，後來又先後遷至涇（今陝西涇陽西北）、櫟陽（今陝西富平東南），前三五零年起定都於咸陽（今陝西咸陽東北）。秦在春秋時曾稱霸於西戎，戰國時，秦孝公（前三六一 -- 前三三八執政）重用商鞅（前三九零 -- 前三三八年），兩度大力推行變法革新，使秦之國力大為增強，最後終消滅了其他六國。

四、韓國：『三晉』之一，位於今山西省東南部、河南省西北部。初都於陽翟（今河南禹縣），前三七五年滅亡鄭國以後乃遷都於鄭（今河南新鄭）。韓昭侯時（前三六二 -- 前三三三）用申不害（前三八五 -- 前三三七）為相，實行變革。申不害重『術』，要求君主『因任以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韓在七國之中原較弱小，但因申不害『修術行道，國內以治』，故『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五、齊國：齊都於臨淄，原春秋舊國，戰國初國君被田氏所伐。齊威王時（前三五六年 -- 前三二零年），改革政治，納鄒忌等之忠諫，『謹修法律而督奸吏』，於是『齊國大治』，終威王之世『齊最強於諸候』。因此齊才能代替魏而稱雄於中原，並與西部的秦長期對峙。

六、趙國：『三晉』之一，據有今山西省的中、北部和河北省的中、南部。在戰國初期，其都邑凡遷，自晉陽（今山西太原）而中牟（今河南鶴壁），前三八六年定於邯鄲（今河北邯鄲）。趙在趙烈侯時（前四零八 -- 前三八七）就作過一些改革，實行『選練舉賢，任官使能』，『節財儉用，察度功德』。後來趙武靈王時（前三二五 -- 前二九九）又進行『胡服騎射』的戰事改革，學習胡人，發展騎兵，加強軍力。故趙國在戰國後期一度強盛，能與強秦較一短長。

七、燕國：燕是西周初期分封給召公奭之子的，都於薊。據有今河北省北部及遼寧省、內蒙古各一部。它的土地雖不小，但國勢一直較弱。後來燕昭王即位（前三一一-- 前二七九），曾招攬人材，想改革一番，但收效甚微。在戰國七雄之中，燕國是較弱的一個。儘管各國普遍推行了變法革新，但大多數變法或則半途而廢，或則收效甚微，只有秦國的商鞅變法最為徹底而且卓有成效。商鞅（約前三九零 -- 前三三八）原是衛國貴族的後裔，姓公孫，名鞅，又稱衛鞅，因變法有功被秦國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東南）。鞅自幼好刑名之學，曾投於魏相公叔痤手下，公叔痤在臨死前他推薦給魏王，但不受器重。後商鞅帶李悝之《法經》西行入秦，不久得到秦孝公的信任，被任命為左庶長，主持秦國變法。秦孝公三年（前三五九年）和十二年（前三五零年），商鞅兩次變法。

六國統一

秦國自經商鞅變法以後，逐漸轉弱為強。秦之君主又多能勵精圖治，選賢任能，不論出身、國籍，羅致來自各國之客卿而予以重用。如秦孝公用衛人商鞅而使秦民富國強；惠文王（前三三七 -- 前三一一執政）用魏人張儀，以連橫擊敗六國之合縱；昭王用魏人范睢行遠交近攻，對六國分化瓦解；秦王政（前二四六 -- 前二二執政）用楚人李斯各個擊破之策，完成對六國之蠶食鯨吞。

戰國末年，魏、齊、楚等大國已奄奄一息，而趙又在長平之戰中慘敗，於是秦消滅六國、完成一統的時機也逐漸成熟。公元前二五六年，秦攻周之王畿，當時王畿分裂為『西周』、『東周』兩個小國，周天子依附於『西周』。結果『西周』被秦兼併，周赧王於同年死去，無人為其立後，東周王朝至此宣告全滅亡。後來『東周』小國也在前二四九年被秦所併。

前二四六年，秦王贏政即位，因年幼朝政由太后和相國呂不韋及嫪毐掌管。前二三八年（秦王政九年），秦王政親政，除掉呂、嫪等人，重用李斯、尉繚，並著手進行統一六國之策略。

前二三零年，秦派內史騰領兵攻韓，俘虜韓王安，韓國滅亡。前二二九年，秦派將軍王翦領兵攻趙，前二二八年秦軍進入邯鄲，趙王遷獻出地圖投降，趙國遂亡。前二二五年，秦派王賁領兵攻魏，引河水和溝水灌魏都大梁，魏王假投降，魏亡。前二二三年，秦派王翦領兵六十萬攻打楚國，楚王負芻被俘，楚亡。早在前二二七年時，燕太子曾派荊軻前往刺殺秦王，未成，秦乘機於前二二六年攻下燕都薊城，燕王喜遷到到遼東，至前二二二年，秦攻遼東，俘燕王喜，燕亡。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派王賁領兵由北向南攻齊，俘虜齊王建，齊亡。至此，秦終於全部併吞了六國，完成了一統全國之大業。中國歷史上諸侯割據紛爭達五百餘年的春秋戰國代終告結束。

東周朝王系表 （770 B.C. -- 256 B.C.）

平王宜臼 -> 桓王林 -> 莊王佗-> 釐王胡齊 -> 惠王閬->襄王鄭 -> 頃王壬臣 -> 匡王班-> 定王瑜 ->簡王夷 -> 靈王泄心 -> 景王貴-> 悼王猛->敬王□ -> 元王仁-> 貞定王介 -> 哀王去疾 ->思王叔 -> 孝王 -> 威烈王午 -> 安王驕->烈王喜 -> 顯王扁-> 慎靚王定 -> 赧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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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戰 西元 208 11 20 殺了魏軍100萬人
長平之戰 白起殺了40萬大軍
揚州十日 清兵殺了80萬百姓
田單復國 用火牛陣連續收復了七十幾個城池
暗渡陳倉 韓信假裝修築橋樑,暗渡陳倉,殺的楚軍亂竄
珍珠港 日本派了三百多架轟炸機去攻打珍珠港,
美國就在日本的廣島 長崎投下2顆原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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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史
【作　　者】施丁


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

古代史學史 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

先秦時期 在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口耳相授﹐傳頌著一些故事﹐可以說是歷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用以記錄。商代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為手執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首先是負責主持祭祀﹐占卜吉兇﹐溝通神與王的意志。同時講說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今天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歷史文獻。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餘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體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谷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為主兼有神話傳說的《山海經》以及發抒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其中《左傳》敘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也是先秦史學中最高的成就。戰國時期諸子爭鳴﹐往往運用歷史知識﹐針對現實﹐發表政見。如﹐孟子“言必稱堯﹑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等觀點。商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為變法造輿論。鄒衍講歷史﹐馳騁想像﹐大大擴展時空概念﹐並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以投合君主專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論秦政﹐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以及是今非古論﹐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

秦漢至唐初時期 秦漢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巨著。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於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記事起於傳說時期的黃帝﹐迄於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三千餘年。班固編寫了《漢書》一百卷﹐八十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漢》兩部著作各有所長﹐思想上傾向不同﹐文風上各有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繼《史》﹑《漢》之後﹐漢唐之際產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有《三國志》﹑《後漢書》等名著。唐初百年內有八史問世(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也大致定型。編年體和其他體裁史書也有發展。荀悅撰《漢紀》﹐以編年體敘述西漢歷史﹐《後漢紀》等編年史繼踵產生。還有傳記體的國別史《十六國春秋》﹐最早的地方誌《華陽國誌》以及《佛國記》﹑《高僧傳》﹑《世說新語》﹑《顏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註》等與歷史有關的各種著作。據《隋書‧經籍誌》著錄﹐漢代至隋代的史書達數百部﹐反映了史學發展的盛況。

這時文獻整理工作已經展開。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著有《別錄》﹑《七略》﹐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貢獻。唐初也重視文獻整理工作﹐所修《隋書‧經籍誌》在歷史文獻學上有很大作用。

秦漢至唐初的史學﹐與先秦的史學相比﹐有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史學由附屬地位而逐漸獨立。東漢之前﹐史籍比較少﹐《別錄》與《七略》的分類中均無史部。《漢書‧藝文誌》將史書著錄於《六藝略》“春秋家”﹐以史附從於經。自東漢之後﹐史籍大量湧現﹐史書種類增多﹐史學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朝廷設立史官和史館﹐目錄中也列出了史部﹐這些都標明史學已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個時期的歷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詔私修等幾種情況﹐而趨勢則是官修日佔上風。

隨著士族地主勢力的興起和門閥制度的盛行﹐史學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顯著的是譜牒著作與譜學大為發展﹐有家譜﹑宗譜﹑族譜和姓氏譜等。東晉南朝精於譜學者﹐以賈﹑王兩氏為巨擘。同時家傳和正史紀傳中也反映出當時崇尚門第的世風習俗。

各少數族在史學中也佔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記載各族史的專傳外﹐還出現了記述各族史的專書﹐同時民族問題也在史學中有所反映。

關於史學的評論﹐司馬遷曾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採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志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為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史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了司馬遷與《史記》﹐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責其“大敝傷道”﹐表明了馬﹑班史學思想之分歧。班彪這個思想﹐為其子班固所繼承。

兩漢以後﹐史學評論漸多﹐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評專文﹐探討了古代史官的建置與職守﹐敘述了史書的源流﹑派別及其得失﹐議論了撰史的功用﹑目的與態度。《隋書‧經籍誌》史部分十三類﹐各類之序敘述各類史書的源流﹐並加以評論。史部十三類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較全面的史學總結。

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所著《史通》﹐對古代史學作了系統性的評論﹐在史書編撰﹑書事曲直﹑史家修養以及史館監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張直書﹐反對曲筆﹔主張一家獨斷﹐反對官府壟斷﹔主張實事求是﹐反對附會臆說。這些都是進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時期 封建王朝設置史館﹐並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實錄﹐即以編年體記錄每一帝王在位時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實錄已散佚﹐明清兩代實錄基本上保存完整。實錄雖不完全真實﹐但保存了豐富的比較原始的史料。史館還修“國史”即當代史﹐但歷代國史隨著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沒無聞。其次﹐歷代史館都纂修前代的歷史﹐如《舊唐書》﹑《舊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紀傳體的後稱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記》外﹐皆是以朝代為斷限的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經過了二千年﹐前後變化很大﹐水平不一﹐但這套史書﹐仍是今天研究中國長期封建社會歷史的主要依據。

與正史相對應的史書是野史﹑雜史和別史。野史﹑雜史﹑別史的共同特點是成於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稱“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體例不一﹐或編年﹐或紀傳﹐或雜記一代史事﹐其內容多奇聞異事﹑閭巷風俗﹑統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視為禁書﹔雜史體例一般是只記一事始末﹑一時見聞或一傢私記﹔別史內容往往限於雜記歷代或一代史事。野史﹑雜史﹑別史雖有史實不確之弊﹐但往往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自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以後﹐有些史學家從不同角度著眼﹐不同程度地繼承了這個思想﹐考察與研究歷史的各種變化﹐編成分門別類﹑綜觀全局的史書。中唐以後﹐開始出現了這種旨在“通變”﹑“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它們是這個時期通史和史學的代表作。

杜佑著《通典》﹐旨在“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強調人事應當適應時勢﹐“隨時立制﹐遇弊則變”。全書兩百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自上古敘到唐中葉﹐是中國第一部典制通史。

《通典》中華書局校點本

《通誌》內封

《文獻通考》目錄

鄭樵所撰《通誌》二百卷﹐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其中二十略佔全書四分之一﹐是全書的精華。鄭樵主張“會通”﹐即“會”各種學術文化﹐“通”古今之變。他提倡“實學”﹐強調“核實”﹐反對任情褒貶﹐指斥五行相應說。

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典制通史。全書三百四十八卷﹐分為二十四考﹐自上古敘至宋嘉定末﹐分類較細﹐內容豐富。但馬端臨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時政。因以彙集考核典制為特點﹐故以後凡與此同類之書均稱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後來有“續三通”﹑“清三通”等﹐合稱為“九通”。加上清人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稱為“十通”。十通再加上彙編某一朝代各項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會要﹐如《唐會要》﹑《西漢會要》等﹐統稱為典誌。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自戰國初年敘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邀請劉恕﹑劉﹑范祖禹等參加編寫﹐分工明確。他們先作目錄﹐繼成長編﹐又就史料互相歧異的問題作了考異﹐最後修撰定稿。全書體例嚴謹﹐取材審慎﹐內容翔實﹐文字簡潔。司馬光在序中稱該書“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慼”﹐重點在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史。他從封建正統思想出發﹐常藉歷史宣揚封建禮教﹐強調尊君法祖。

《通鑑》在史學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問世之後﹐不僅有註釋﹐如胡三省的《通鑑音註》﹔有補正﹐如嚴衍的《資治通鑑補》﹔還有續作﹑改編﹑仿製等相繼出現。袁樞根據《通鑑》﹐編成《通鑑紀事本末》﹐即是《通鑑》的一個支流﹐又首創了將史事分別立目﹐獨立成篇﹐各篇按時間順序編寫的紀事本末體。朱熹亦編成《通鑑綱目》﹐首創了綱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敘事的綱目體。

中唐以來﹐出現了不少專史﹐包括典章史(如會要)﹑學術史(如學案)﹑傳記﹑族譜等等。雖然唐之前已產生一些專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後才有所發展。

中唐後出現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豐富的歷史內容。記載全國風土人情的全國性地誌﹐有《元和郡縣圖誌》﹑《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誌》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統誌等(見《大元大一統誌》﹑《大明一統誌》﹑《大清一統誌》)。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這時期的地方誌現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種。清代纂修方誌之風特盛﹐其成果幾乎佔了現存方誌總數之半。

唐代以來﹐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後進入中原﹐建立了遼﹑金﹑元等王朝﹐關於他們的歷史有《遼史》﹑《金史》﹑《契丹國誌》﹑《大金國誌》﹑《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論史幾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會矛盾激化﹐動亂頻仍﹐史學出現生氣。李贄主張經史相為表裡﹐以史經世﹐反對脫離現實而空言義理﹐對史學上有一定貢獻。以後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明確提出了經世致用的治史方針﹐要從歷史研究中尋找社會歷史發展的前途﹐總結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

顧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論與政治結合的文章。他針對明代空言心性而講究考據﹐但考據只是作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錄》﹐考古而證今﹐目的仍在經世致用。

《十七史商榷》目錄

《廿二史劄記校證》封面

黃宗羲除《明儒學案》等學術史專著外﹐還著有史論專著《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尖銳地批判封建政體的腐敗﹐抨擊封建君主專制的缺點﹐主張對君權嚴加限制。

王夫之提出了“理勢合一”和“趨時更新”的進步歷史觀﹐又強調以史為鑑﹐以“求治之資”。他的代表作《讀通鑑論》和《宋論》﹐往往以辯證的思想評論歷史﹐史論中寓有政論。

明清之際史學著作﹐值得注意的還有茅元儀的《武備誌》﹑談遷的《國榷》﹑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唐甄的《潛書》等。

明朝統治者強化封建專制﹑籠絡知識分子﹐大量地編書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為其統治服務。不少學者鑽進考據圈子裡去。乾嘉時期﹐歷史撰述與評論﹑歷史文獻學等方面﹐都有成勣。但當時史學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論理﹐考史之功雖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

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為代表﹐而三書各有特點。《考異》是清代歷史考據的最高水平﹐《劄記》在史料基礎上發揮議論﹐《商榷》體裁則兼有二者﹐但精審不及錢趙二家。

中唐以來﹐有關史學的議論不斷出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萬斯同等評論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議論史學中義理與史實孰重﹐明末學者評論明代史學與學風。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與《文史通義》。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史部評論古代各種史書體例和得失﹐提倡歷史考證﹐抬高本朝官修史書﹐鼓吹“歸正斥邪”。意圖在於以官史壓私史﹐以官方評論左右輿論﹐誘導學者好古而不問今﹐以加強其思想文化專制。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對古代史學作了尖銳批評﹐提出了自己的史學見解。他既反對“務考索”﹐又反對“騰空言”﹐並譏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學理論上﹐提出了“史學所以經世”﹐史貴於“義”﹐史文“質以傳真”﹐誌為史體等看法﹐推崇獨斷與家學﹐強調“史德”﹐在史學理論方面作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樹。

近代史學史 中國近代史學史﹐包括鴉片戰爭至1949年之間﹐又可以五四運動為界﹐分為前後兩期。

近代前期 面對封建制度的衰落及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的民族危機﹐近代學者及史學家運用今文經學的變易思想和歷史進化觀點等思想武器﹐講究“經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國史﹐興起了救亡圖強的愛國主義史學思潮。龔自珍批判“衰世”﹐主張改革﹐強調學以致用﹐實開一代新的學風。魏源重在研究當代史﹐編寫了《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海國圖誌》等著作﹐總結中外歷史經驗﹐尋求反抗侵略﹑變法圖強的辦法。有些學者深感民族危機﹐注意研究邊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這時西方史學著作也傳來中國。王韜﹑黃遵憲﹑康有為﹑唐才常等介紹和利用西方史學﹐否定封建頑固派“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反動史觀﹐大力宣傳救亡圖強和變法維新。在戊戌變法的高潮時期﹐康有為是運動的領導者﹐宣傳歷史必變的思想尤為用力。他的理論根據是其歷史進化觀﹐即《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論語註》等書中所闡述的“公羊三世說”。但他主張漸變﹐反對突變和革命﹐本質上是反對革命的庸俗進化論。

戊戌變法失敗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國歷史的經驗教訓﹐宣傳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理論。陳天華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歷史證明革命是歷史之必然﹐對辛亥革命的思想準備起了作用。孫中山在其革命實踐中﹐常常引證和論述一些歷史事實﹐以宣傳革命學說。

這時的史學思潮﹐反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矛盾和時代要求﹐對於當時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也促進史學本身的發展。舊史學已日益受到沖擊和批判﹐資產階級的新史學活躍起來。

舊史學指編撰史書的思想﹑內容和形式仍屬陳舊格調﹐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學。如仍然編纂清朝實錄﹐甚至入民國後在編修《清史稿》時﹐藉歌頌“大清”﹐詆毀革命。這種史學﹐在“五四”以後未完全絕跡。

新史學主要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的具有愛國主義史學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資產階級史學。嚴復﹑黃遵憲﹑梁啟超等都對封建主義的舊史學進行了批判。梁啟超還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號。以後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對提創新史學起了作用。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與《新史學》兩文﹐指出封建的舊史學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蹟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鋪敘而不能別裁﹔因襲而不能創作)﹔批判舊史學的封建性與保守性﹔同時提出新史學的任務﹐在於“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史書應當“為國民而作”。章太炎對舊學有很深的造詣﹐最早倡言編寫新的中國通史﹐並擬出了通史體例。他在《致梁啟超書》中提到寫通史的主旨﹐是“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惜未能完成新編中國通史的工作。夏曾佑用章節體和淺顯的文字撰寫了《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改稱《中國古代史》)﹐是中國第一部新式的歷史教科書。其史觀主要是歷史進化論﹐以及文化史觀和英雄史觀。

20世紀初的方興未艾的新史學﹐雖然各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傾向﹐有高低優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舊史學﹐都在不同程度上顯出了進步性和優越性。

近代後期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史學中存在著兩種歷史觀﹕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觀(包括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兩種史觀的鬥爭﹐促使中國史學發生了重大的變革﹐逐步走向科學化。

五四運動以後﹐唯物史觀伴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在中國傳播開來。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課程﹐發表了不少史學論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學論著《史學要論》。在其論著中﹐李大釗闡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觀對於史學與人生觀的重要意義﹐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寫成中國第一部用唯物史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為指導思想的社會發展史《社會進化史》。

這個時期﹐西方資產階級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也介紹進來﹐如何炳松講授和翻譯了魯賓遜的《新史學》。梁啟超晚年致力於史學﹐講授並出版了《中國歷史研究法》﹐論述了中國政治史和清代學術史。梁啟超的學風失於淺嘗多變﹐晚年關於史學的議論﹐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擊的封建史學“四弊”的傾向。胡適把實用主義的哲學觀點用於歷史學﹐反對馬克思主義及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你怎樣擦抹和裝飾”。

在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嚴峻形勢下﹐發生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其實質是﹐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論戰才告休止。在抗戰時期及戰後﹐很多進步的學者﹐如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胡繩等﹐運用唯物史觀﹐對種種唯心史觀如“民生史觀”及“意志哲學”等﹐進行了嚴正的批判。他們寫出了一些歷史科學專著﹐也注意到歷史理論的研究與傳播﹐如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這時﹐毛澤東發表了很多關於史學工作和中國歷史的言論。他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他還提出了研究歷史的正確態度與方法﹐強調對待歷史遺產要批判地繼承。

“五四”以後﹐中國史學在資料蒐集﹑整理﹑刊布與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勣。自20世紀初以來﹐陸續發現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史料﹐經過整理﹐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這些史料包括:考古學方面發現了“北京猿人”﹑“山頂洞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等﹔自發現甲骨文以來﹐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歷史以從來所未知曉的嶄新面貌出現﹔漢晉竹木簡的發現﹐為當時邊疆的開發﹑軍事的設施﹑民族關係與中外關係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貴史料﹔敦煌寶藏的發現──幾萬卷寫本和大量壁畫﹑雕塑等﹐為中古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歷史資料。此外還有明清檔案的整理﹐太平天國史料的發現﹐等等。這些都是近代史學中意義重大﹑成勣卓著的工作。

五四運動以後﹐歷史研究的內容發生了變化。昔日以帝王將相和某些名人為主要研究對象﹐這時開始擴大到研究社會各方面﹐撰寫的史書有通史﹑斷代史以及各種專史和專題論著。論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節體的著述和專篇的論文。同時出現不少專門性的歷史刊物﹐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學的學報等。這些成勣﹐很多都為以後史學工作者所繼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蔣廷黻起了倡導和推動作用。

這個時期有一些以考據為主要研究手段的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他們對史學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王國維在文學和史學方面﹐都有精湛造詣。他治史的特點﹐是把新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他十分重視和大力整理新發現的材料﹐並以甲骨文﹑金文﹑漢晉簡牘﹑敦煌遺書等印證和解釋古史﹐使新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發揮了作用﹐為古史研究開拓了一條新的途徑。在先秦史與甲骨文字的闡釋方面﹐貢獻尤為突出。但他的“二重證據法”限於“以事實決事實”的實證法﹐不作理論闡釋。他的學術論著主要結集為《觀堂集林》。

陳寅恪學識淵博﹐思想敏銳﹐通曉多種東西方文字﹐治學嚴謹﹐很有史識。他重視民族與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強調通識﹐把握民族與文化史的發展變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說明問題﹐具有樸素的辯證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偽﹑偽中存真的特點和詩文的史料價值﹐善於以史註詩文和以詩文證史﹐著有《秦婦吟校箋》﹑《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除隋唐史方面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外﹐在魏晉南北朝史﹑中國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領域﹐都有不少精闢論述﹐起了開創的作用。

陳垣在中國宗教史和歷史文獻學方面有很大貢獻﹐著作很多。有關於古代幾種外國宗教傳入中國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與宗教有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等。這些著作填補了中國古代宗教史的空白。關於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極為有用﹑裨益後人的著作。在歷史文獻學方面﹐有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校勘學等方面的專著。《通鑑胡註表微》則是以考史形式寄託愛國熱情。他治史重史源﹐講類例即分類列舉之法﹐優點是條理清晰﹐缺點在平列事例﹐不利於歷史地分析問題。

顧頡剛最先以“疑古”著稱﹐所編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觀點考辨古史的集體著作。他以疑古為手段而以考信為目的﹐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對一些古史的荒謬傳說起了廓清作用。他對歷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導之功﹐創辦了《禹貢》半月刊﹐同時也重視少數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學者重新審視中國歷史﹐在通史﹑斷代史﹑專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鄧之誠撰寫的《中華二千年史》﹐以王朝為序﹐敘述各朝政治經濟文化因革遞嬗之跡﹐是一部具有通識的力著。周穀城的《中國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鄭天挺的《清史探微》﹑孫毓棠的《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補了中國歷史研究的空白。

由於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湧現出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在史學界產生影響。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史和古代文獻﹐在史學上不斷地辛勤著述﹐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方面﹐寫出了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歷史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後又寫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在文獻學方面﹐運用唯物辯證法對甲骨文和金文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並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國古代史﹐取得顯著成就。

在30﹑40年代﹐還有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在通史﹑社會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呂振羽著有《簡明中國通史》﹐范文瀾主編了《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贊著有《中國史綱》。范書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地研究和敘述中國古代史的名作﹐在歷史思想和編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夾敘夾議﹐文字簡潔﹐深受讀者歡迎。在社會史方面﹐呂振羽寫了《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等著作﹐鄧初民寫了《社會史簡明教程》(後改稱《社會進化史綱》)和《中國社會史教程》﹐侯外廬寫了《中國古代社會史》(後改稱《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何干之寫了《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等等。在思想史方面﹐呂振羽首先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侯外廬建樹最多﹐著有《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國庠等也有關於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面﹐有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著作問世。范書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在佔有大量材料的基礎上﹐系統地敘述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具體過程﹐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指出中國人民與統治階級走著不同的道路﹐熱情地歌頌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標誌著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學的道路。胡書是馬克思主義的近代史專著中的代表作﹐闡述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將中國變為半殖民地﹐中國人民與中國反動勢力對待帝國主義的不同態度。這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分析佔有材料﹐總結中國歷史﹔二是為革命而從事歷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貫徹了史學的科學性和現實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大史學工作者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發揚實事求是的嚴謹學風﹐不斷開拓進取﹐雖然先後經歷了形而上學的極“左”思潮﹑教條主義﹑狹隘地“為政治服務”以及影射史學等的干擾﹐中國歷史學仍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史學論著﹑發掘和鑑定史料﹑考古﹑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無論是數量和質量﹐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是舊中國史學界所做不到的。

參考書目

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鄭州﹐1985。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施丁:《中國史學簡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鄭州﹐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