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右派？

Question

一般指左派是說共產主義；右派是指資本主義或是保守主義。左派、右派的說法是由何而來？將左、右派具體的分還有哪些？

Answer 1

左派右派的由來是來自法國大革命之後所形成的國民議會，當時在半圓形的議事廳中，保守主義者(贊成延續君主制者)坐在議長的右邊；激進派(贊成建立共和國者)坐在議長的左邊，至於中間派則坐在議長對面的中間。從此之後，"右派與左派就變成保守與激進的代名詞"。左派在社會主義出現之後，漸漸代表政府介入經濟事務(生產工具公有)、擴大社會福利政策、公平重於效率的政治立場，而右派則相對代表政府減少干預、縮減社會福利、效率重於公平的政治立場。 ex:美國的民主黨為左派、共和黨為右派。 參考資料上政治學概論的講義(整理自Heywood的Politics)

Answer 2

找了兩篇文章…可以看看^^===================左派和右派1左派、右派、階級都是客觀存在的，它們的存在是不以個別人的意志而轉移的。有人不喜歡這樣划分，但也無法改變這樣的現實。但是，世界是复雜的，并不是每個人、每件事都可以簡單明确的說，誰是左、誰是右、這是左、那是右的，有時候是又左又右，又右又左，左中有右，右中有左的。2站在大多數貧困人民的立場的，就是左派﹔站在精英階層的立場的，就是右派。右派看不起大多數貧困人民，認為其之所以貧困，主要是這些人自己的原因，什麼素質低呀，愚民呀，不反抗呀，這些人真是活該，與這些人為伍真是恥辱。所以，在無法改變目前中國大多數人都是“愚民”的現實之前，中國右派們真是恨不得自己不做中國人，也有的想出“教科書”來改造“愚民”的。与右派相反，左派很同情大多數貧困人民，認為其之所以貧困，不完全是這些人自己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社會的原因。所以，在無法改變目前中國大多數人都是貧困人民的現實之前，中國左派們企圖探索出一套比現在世界上任何制度都更利于貧困人民的制度來,但在改造“愚民”的方面，沒有右派們積极,更多的衹是為“愚民”辯護。右派極力鼓吹個人主義，認為要用個人主義才能把個人的潛能都發揮，歷史才能進步﹔因此也极力推崇“叢林法則”要“競爭机制”，所謂“天演物競、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与右派相反，左派則鼓吹秩序主義，認為個人主義對大多數貧困人民是誤導，是會傷害大多數貧困人民的利益的﹔因此也极力推崇“道德主義”，要人(尤其是士人──精英階層)保持克制“克己复禮”而不是追求自己享樂﹔批判“叢林法則”，認為“腐敗才要挨打”、“不團結才要挨打”,中 國應該建立世界第一個“和諧社會”﹔甚至希望中國達到此目的后，以此為模範使人類社會真正“和諧共處”，把“罪惡的叢林法則”掃進人類文明的垃圾堆。與之相映成趣的是，右派認為中國衹能做西方的學生，東方幾乎沒有什麼好東西，都要從西方引進﹔左派認為中國衹能做西方的老師，西方文化是罪惡的，所有人都和他們一樣就要走向毀滅。左派右派的差別之所以形成，是由于其站的立場不同，所謂“下半身決定上半身”、“屁股決定大腦”。下半身站在大多數貧困人民的立場的，上半身就成了左派﹔下半身站在精英階層的立場的，上半身就成了右派。屁股坐在大多數貧困人民的位置上，大腦就有了左派的思想﹔屁股坐在精英階層的位置上，大腦就有了右派的思想。有人認為，假定我們認為正確的思想、行為是中間的話，那麼，過分激進、超前的就是左派，過分保守、落后的就是右派。其實這是好笑的，因為永遠不可能統一認識，來得到什麼正確的思想作為標准答案，這裏面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右派認為正確的，左派則往往認為它錯誤，反之也是這樣。即使是歷史問題，也爭論不休，何況現實。因此，看他是左是右，衹能看他站在什么立場。但為什麼會有非常多的人有這種好笑的認識呢？其實這是多年的愚民政策和應試教育造成人們頭腦簡單的緣故，以為什麼東西都要有一個“正確的”作為標准答案，殊不知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根本就衹有“站在什麼立場、對誰好”的問題，不可能有所謂“正確的”作為標准答案的。值得一提的是，貧苦大眾里也有站在精英階層的立場的，所謂“還沒有發財的資本家”﹔精英階層也有站在貧困人民的立場的，所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另外，站在什么立場和代表誰是兩個概念,盡管它們之間有聯系,但不能完全混淆。3在中國左派右派与現在的中共當局的關系問題上，左派和右派都有其擁共的一面,也有其反共的一面。其中右派擁共較大,左派比右派更反共。有人認為，左派就是要維護中共當局專制的，就是“保皇派”﹔右派就是要打破中共當局專制的，就是“反對派”。真是可笑得很。為什么說右派有其擁共的一面?其實這要看清現在中共當局的性質。現在中共當局 其實是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組成的官僚資本階級，甚至和普通的共產党員關系不大的。中共當局在思想上和右派是有很大共同點的，都是站在精英階層的立場的﹔都是認為貧困人民之所以貧困，主要是這些人自己無能﹔都是鼓吹個人主義﹔都是推崇“叢林法則”要“競爭机制”等等。這就決定了右派必然有其擁共的一面。因為右派必然要維護他們自己的思想，此舉本身就是在客觀上維護現在中共當局。現在意識形態上占統治地位的，就是右派思想。現在誰要是大街小巷的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領導國家富強了”可能要被送到精神病院。但中共當局很巧妙的利用的右派思想來為自己的統治免費服務。但是，由于它是既得利益集團組成的，推崇“叢林法則”要“競爭机制”都是很有限度的，別的可以要“競爭机制”，統治權就不要“競爭机制”。既得利益衹有這么多，你來分掉一點我就少了一點。其實這也是“叢林法則”的另一面，成果要靠斗爭得來，“掃把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因此招致了右派的不滿，發誓要“爭民主”，宣稱自己就是要打破中共當局專制的，就是“反對派”。其實，右派和中共當局之間的矛盾，是雙方以共同的意識形態為基礎，誰來執行領導權的矛盾，也就是果子熟了誰摘的問題。不管右派怎么樣發誓要“爭民主”，也衹是為他們自己“爭民主”，和貧困人民沒有很大關系，所以貧困人民也不去支持他們“爭民主”，這使得右派對貧困人民很不滿，也使得他們“爭民主”不可能成功。和右派不同，左派和現在中共當局沒有意識形態的共同基礎，是站在大多數貧困人民的立場的。因此，左派比右派更反共，左派的風險也更大，甚至左派的思想也不敢完全表達出來。這也反証了左派潛力之大，對現在中共當局統治的威脅之大，因為左派不但有共產党外的貧困人民支持，甚至共產党大多數普通党員也支持。現在這些支持者沒有足夠的覺悟，但是，中共當局“民主”了，由于搞“民主”的主都衹顧搶奪自己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進一步受到損害，則這些人覺悟起來了。所以說，中共當局現在暫時不搞“民主”，根本原因是防左﹔中共當局現在努力壯大“中等收入”的群体，根本原因也是防左。可怜幼稚的所謂右派們，根本看不到這一點，囔囔著立即就要“民主”，真是可笑得很，可以看作是右派在徹底全面奪權道路上出現的“右派冒進主義”的錯誤。現在中共當局衹是全部右派的一部分，在替右派專政而已，當然也免不得抓幾個實在太搗亂的，其實右派的搗亂真是“自家不識自家人”啊。在中國，衹要統治者“與天下同利”，老百姓就很滿足。其實這也是符合中國傳統的。所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與天下同利者得天下，與天下爭利者失天下”。所以，左和右都有可能拿得領導權。但現在中共當局如果丟了領導權的話，一定是丟給左派了，因為現在的危机是，中共當局沒有“與天下同利”，大部分利益被小部分人占了去，而能解決“與天下同利”問題的，不是什麼民主自由的右派，而是左派。4在与世界霸主美國關系問題上，左派反美，右派擁美，中共當局國內反美國際上擁美。左派反美，因為左派的理想是要“建立和諧社會”，最大限度的保護貧困人民，美國顯然不“和諧”﹔美國不但在國內不是很“和諧”，而且在國際上造成了更多的“不和諧”，這樣下去將對整個人類造成极大危机﹔所以左派認為中國衹能做西方的老師，西方文化是罪惡的，所有人都和他們一樣的話就要走向毀滅。右派擁美，認為美國真美好，中國要以美國為標准來建設，和它不一樣就不及格﹔認為世界要聽美國的，美國這么美好的民主自由要推廣到全人類，誰不聽它的就不及格，該死。中共當局則采用非常靈活務實又可變的做法，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政權)得以保全。在國際上，中共當局和右派的差別很小，也認為中國要聽美國的，不聽它的就不及格﹔但在國內則巧妙的借用左派觀點反美，使美國不得不對自己有所讓步，甚至要扶持它，因為一旦它垮台，則一定是左派上台，美國當然不愿意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美國的策略是，以共產黨制左派，以右派制共產黨，右則是受命于自己的，美國利益可以得到保証，衹要維持此局面，中國永遠不可能挑戰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不論國力有多強大﹔中共當局的策略是，以左制美，以右制左，右則是自己的意識形態上的同盟，而右的強大又衹限于意識形態，衹要維持此局面，中共當局永遠不可能失去中國的執政地位，不論國力有多衰弱。5在世界格局上，各國左派有可能連為一体，結成同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各國右派則絕對是相互利用，“沒有永遠的朋友，衹有永遠的利益”。美國右派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右派，中國左派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左派﹔能在世界上的各個地方、從意識形態到軍事政治經濟各個層次全面挑戰美國右派的世界霸主地位的，衹有中國左派。能顛覆西方价值觀，使西方“兵雖利，無可攻”的，衹有中國左派的“赤圣經”(所謂毛澤東思想)。在這种條件之下，美國右派將對中國右派的執政有所扶持，幫助中國右派發展經濟，努力壯大“中等收入”的群体，以遏制中國左派的發展。但是，當發展到一定程度，美國右派感覺中國左派再沒有威脅的時候，他們無須“以共制左”了，那么“共”就必須肢解，將使出“以右制共”的一招，將中共當局肢解后實行中國右派的民主改革。如果中國右派的民主改革成功，是比較健康的民主，能夠努力“与天下同利”，那么中國右派和美國右派的關系就將破裂，甚至發生戰爭﹔兩次世界大戰都是這种情況下發生的。如果中國獲得胜利，則中國右派是民族英雄，將帶領中華民族爭市場，爭資源，爭生存空間，結西北之豪杰，破東南之島鏈，量中華之國力，振大漢之天聲，中華民族得到复興，至少可以取得東亞宗主國地位。如果中國戰敗，則美國為防止中國左派，依然要扶持中國右派，幫助中國右派發展經濟，努力壯大“中等收入”的群体，進入新一個輪回。當然，如果此時沒有了中國左派的話，那么中國將被分裂，那么被分裂的中國各小國的資本主義就衹能和拉丁美洲一樣，就衹有“石器時代”了，要取得什么成績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國右派的民主改革失敗，是腐敗的民主，無法“与天下同利”，那么，中國左派無論經過多么艱難曲折的路程，終將取得領導權。此時，無論美國右派如何實力強大、科技先進，都無法扭轉他戰略守勢的被動局面，就像實力強大的秦帝國面對一介草民陳胜吳廣一樣，終將土崩瓦解。因為到這樣的時候，他們內部在戰略上升時期積累但未顯露的各种矛盾將顯露并且加劇，“攻守之勢异也”，“雖有智者不可善其后矣”！誰也無法挽救他們灰飛煙滅的命運。中國左派很可能領導人類文明進入一個新紀元，實行“与天下同利”，“和諧世界”之路幵始。但付出的犧牲將是無法想象的，其代价將极其慘重。因此，如果中國右派(也包括中共當局)明智的話，不但應該大力發展自己的右派，而且應該大力發展和自己對立的左派。蘇聯瓦解，歐美矛盾聚起﹔要是左派沒了，自身勢力弱小的中國右派(也包括中共當局)也衹有做那些強者的魚肉了，和他們抗爭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說資本主義就意味著戰爭，那讓他們那些國家戰去吧，我們衹要自己家里培養出強大的中國左派，就沒有那個國家會來進攻中國，“善守者守其所不攻也”！即使中國左派是頭豬，也要給它披上老虎的皮，讓美國看到，這樣才能使美國永遠扶持中國右派(也包括中共當局)執政，永遠不會進攻中國﹔要發展出健康良好的資本主義，就必需培養出強大的中國左派，否則中國的資本主義衹能和拉丁美洲一樣，可以說，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資本主義，就衹有“石器時代”！如果中國有一天敗了的話，那么敗就敗在不“与天下同利”，無法“上下同欲”上，而造成這种狀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左派的意識形態不夠強大。6在與中國傳統思想關系問題上，中國左派思想和中國傳統思想一脈相承，所謂“毛澤東思想”不過是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版本，新左派是中國傳統思想在目前條件下新的探索和思考。中國傳統思想的本質是“民本主義”，而右派是站在精英階層的立場的，盡管他們套了一件“西方民主”的馬甲，看似“民主為人民”，還從中國傳統著作中借來了許多名詞，但不可能擺脫和中國傳統思想的“民本主義”的本質對立，不可能解決“与天下同利”的問題。而左派是站在大多數貧困人民的立場的，是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民本主義”的繼承和發揚，有可能解決“与天下同利”的問題。中國傳統思想的另一核心思想是“秩序主義”(──注重秩序，主張什麼人做什麼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道德主義”(──要“克己复禮”)。右派的“個 人主義”“叢林法則”(──要“自由”要“競爭机制”)和它的矛盾也是不可調和的。對中華民族精神來說，右派站在精英階層的立場，和中國傳統思想背道而馳，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自我閹割。他們衹知美國之好，不知美國之壞，是世界霸主美國在中國的代理和宣傳部，沒有右派，美國精神不可能走進中國，所以說，“美國無右無以進中國”。而左派是站在大多數貧困人民的立場的，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极端張揚，沒有左派，中國不可能走向世界，中國如要成為世界的老大，必然是中國左派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時候﹔在中國右派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時候，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衹會一天比一天小，因為在思想上理論上首先就已經決定了衹能做一個“跟班”或者“學生”，做得最好也不過是個“好學生”罷了。所以說，“中國無左無以霸天下”。7在與人類終極文明的關系問題上，左派思想將取得胜利，右派思想將會消亡。人類社會終將向更高級的文明發展，這种文明集中体現在“与天下同利”。不論哪個國家，不論右派左派，在施行管理努力實現文明的時候，都要努力做到“与天下同利”，否則，就有“下崗”的危險，衹有“民主自由”沒有“与天下同利”是不行的。而人類社會終將進行統一管理，如果說500年前的人類歷史是“分”的歷史，近500年來的歷史就是“合”的歷史。面對整個人類社會，面對越來越少 的資源和越來越多的消費，(少數人不可能消滅多數人，即使一時消滅了一次或幾次，最後又會多起來)，衹有左派思想有可能最終解決“与天下同利”的問題，衹有中華文明有可能最終解決“与天下同利”的問題,使人類社會走向“和諧世界”。所以說，左派思想最終將取得胜利。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中華政權曾經多次被外族滅亡，但最后這些外族都被“斬邪留正、用夏變夷”，被同化到中華文明之中，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因為也許有強者可以推翻一個或幾個政權，可以殺死多少人民，但是，永遠不可能消滅具有人類終極文明意義的中華文明。可以說，不論世界統一進程是中國主動參與，把世界統一過來，還是中國被動參與，被世界的別國統一進去，世界都將被同化到中華文明之中，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使人類社會走向“和諧世界”。當然，走不同的道路付出的代价完全不同，但最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美哉我中華文明，與天同老﹔壯哉我文明中華，永世續存！http://huazhen.net/HuaShan/BBS/shishi/b5current/102258.shtml--[文心雕蟲]文章与歪理邪說相表里經濟從吃喝玩樂中得來========================在香港看“七．一”遊行http://www.xiachao.org.tw/i_f_page.asp?repno=611　文／陳映真　　今﹙2004﹚年﹐我在香港通過電視全程報導﹐目睹了“民主派”推動的“七•一”大遊行﹐有一些想法。　　戰後在第三世界各地的民主化鬥爭﹑多半發生在宣稱是民主﹑自由﹑人權表率大國美國爲其經濟的﹑政治的﹑戰略的需要所支援的﹑擴及廣大亞﹑非﹑拉﹑中東的許多扈從國家。這些國家﹐在冷戰體系下﹐以各種“國家安全法”﹑“反共法”﹐以捍衛美式自由﹑民主之名﹐由國家權力發動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非法﹑秘密﹑任意的逮捕﹑拷訊﹑投獄﹑處決﹑暗殺﹐清除追求人民的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作家﹑記者﹑市民﹑學生﹑工農人民和社會運動家﹐殺人以數萬﹑十數萬﹑甚至百萬﹙印尼推翻蘇卡諾的反共政變﹚計。從東亞看﹐在戰後的韓國﹐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盧泰宇的軍事反共獨裁統治﹐韓國民主市民和學生屢仆屢起﹐爲民主主義奮力抗爭﹐被拷問﹙有人因而致死﹚﹑投獄者不知凡幾。在臺灣﹐情況不用多說。一般人不知道的是﹐臺灣有兩波民主化運動。第一波是1946年到1950年大陸上向蔣介石要求民主化﹐要求各政治黨派合法﹑平等﹐要求停止內戰﹑和平建國。這個運動感染到臺灣﹐1947年1月初﹐有萬餘高校學生參與了聲援抗議沈崇事件要求民主﹑自治的鬥爭。1949年4月﹐陳誠先發制人﹐爆發了大量逮捕台大﹑師院﹙今臺灣師範大學﹚學生二百餘人﹐史稱“四六”事件。1946年底﹐國民黨以“懲治叛亂法”﹐大舉肅清新民主義運動。 1950年韓戰爆發﹐美第七艦隊介入中國內戰﹐“保衛”臺灣獨裁體制﹐白色恐怖更加肆無忌憚地擴大﹐粗略保守估計﹐槍決四﹑五千人﹐投獄八千至一萬兩千人。而在美軍駐在的星條旗下﹐臺灣以“民主﹑自由中國”之名成爲美國東亞冷戰的前線基地。　　在中南美﹐在中東﹑在非洲﹐美國支援的“國安•壓迫”性國家﹙national security repressive states﹚不知凡幾﹐都以“自由﹑民主﹑反共”之名﹐殘酷鎮壓各地的民族﹑民主運動﹐嚴重摧殘人權﹑蹂躪民主和自由﹐大肆捕殺民主市民﹑學生和工農。　　相形之下﹐香港去﹑今兩年的號稱五十萬人的“民主”示威﹐貌雖類似﹐有本質的不同﹙今年遊行的人數事後客觀估計﹐只在十四至十九萬人﹚。　　從口號上看﹐港人要求“民主”﹑“自由”﹑“人權”﹐要求還政於民﹐也有社會的弱勢者抱怨生活艱苦﹐抱怨特區政府“漠視弱勢群體的需要”。其實核心訴求集中在要求特首由民衆“直選産生”。　　香港當然應該有安全部門。回歸前幾年﹐我受大陸邀請參加在港的一個學術討論會時﹐港英當局拒絕發給我入港簽證﹐經會議向港英交涉了兩天才臨時補發。今年二月份﹐我受浸會大學聘爲駐校作家﹐簽證手續特別難﹐經校方斡旋才辦下來。這次到港看病出入深圳﹐妻的簽證很快﹐我的則至今還在折騰不決。我估計是特區“回歸”後一直沒有更新“安全”檔案的緣故。這種事情﹐也部份說明今日“香港問題”的一隅。　　但回歸後香港的媒體﹐除了《文匯》﹑《大公》之類的少數“官報”﹐無不以“親中”爲戒﹐莫不以批評﹑調侃甚至謾駡中共爲賣點﹐爲“先進”﹑ “自由”和“民主”。有人說﹐回歸後﹐這種現象反倒變本加厲了。但從來沒有香港的言論人﹐記者被捕﹐報館雜誌社被封。沒有警察特務的任何恐怖﹐沒有持政治異見者成群失蹤﹑被密秘非法逮捕和入獄﹐這與冷戰時期50年代獨裁政權下的民主運動的命運﹐情況完全不同。　　則香港“民主派”所要的“民主”﹑ “自由”和“人權”斷然比港英殖民地漫長的統治歷史時期下﹐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什麽是今日香港問題的癥結呢﹖我不禁沈思。　　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政治”﹐具體到實際﹐是奪取政權和把持政權。奪取不在手中的政權﹐和把持已經到手的政權的鬥爭﹐發生在剝削者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如“巴黎公社”慘絕的鬥爭﹐如國共內戰﹔也發生在同階級間不同階層和宗派之間的鬥爭——如今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不同政黨間選舉輪替﹐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爭。　　香港的執政黨團隊﹐大抵上代表船運﹑物流﹑地産﹑金融﹑土建等香港﹙服務業﹚大商人資產階級和一部份舊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高層官僚精英的利益。“民主派”大約代表律師﹑會計師﹑傳播企業資本﹑高層管理者﹑各級教師﹑中小企業﹑市民﹑城市貧民等階層的利益。其中取得領導地位的﹐大約以律師﹑會計師﹑高層管理者……。後者和前者﹐基本上不存在階級﹑民族﹑宗教的強烈矛盾﹐那麽﹐就只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分化與對立。　　戰後﹐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帝國主義除了在香港以外﹐都不能不在一定條件下改變策略﹐讓殖民地在形式上取得獨立﹐支援的“合作精英”組建獨立後政權﹐以確保殖民地時代與宗主國在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這些精英﹐都在舊宗祖國受過高等教育﹐浸染宗主國的價值系統﹑思想和意識形態﹑熟悉其語言和文化。我聽說英國不能不離開香港時﹐發給一些港人精英除了在英國以外的各國有效的護照﹐每年三張免費往返英港的機票和子女在英受教育的權利等“特權”。這些人以英國的殖民統治爲香港文明開化的根源﹐自覺比“落後”的中國大陸人更現代化。高級知識份子以英人自居者﹐據說不少。　　臺灣和香港同是中國在19世紀中後倫爲半殖民地的總過程中﹐被割佔爲殖民地的兩個地方。但他們的殖民地統治歷史卻頗有不同。　　日人據台時﹐臺灣人口以在四百萬人上下﹐有完整的﹑成熟的地主佃農體制爲骨**社會。1840年代開港後﹐發展了一定的半殖民地商人﹑作坊經濟和外向型商品農業。而以宗族﹑祖籍地﹑宗教爲中心聚合的社會紐帶鞏固化﹐以儒學﹑科舉爲中心的中國文化結構形成了。因此﹐割台以後﹐以地方豪強和農民武裝遊擊爲主的反割台﹑抗日鬥爭長達20年﹙1895至1915﹚﹐而1920年代中期後現代反日民族﹑民主運動﹐以“臺灣文化協會”﹑ “民衆黨”﹑ “農民組合”﹙農民工會﹚﹑“臺灣共產黨”等從右到左不同光譜的反日鬥爭愈演愈烈﹐直到1931年日帝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奪我國東北時﹐才被全面鎮壓下去。但嗣後曲折﹑艱苦的抵抗﹑特別是在文學領域上﹐直至1943年還負頑抗。在“皇民文學”的壓迫下﹐真正投降爲日帝寫過損害民族的作家﹐也不過兩三人﹐沒有出現若在日本﹑朝鮮的大批﹙甚至包括原屬左翼的作家﹚“轉向”軍國主義文學的作家。　　1945年臺灣光復﹐臺灣作家和文化人立刻自覺地展開殖懈地文化意識的自我清算﹐自覺地提出清除殖民地遺毒﹐進行“良性的中國化”﹙以光復後眼見的國民黨貪污﹑腐敗爲“惡性中國化”﹐後來又逐漸瞻望大陸內戰﹐戰前優秀的作家簡國賢﹑呂赫若和朱點人等潛入地下黨﹐於50年代大肅清中犧牲。　　相形之下﹐英人據港時﹐香港是人口不滿八﹑九百人的漁村。英人開埠﹐主要目的在經營一個商港﹐和日本之據台旨在使臺灣成爲日本獨佔資本的循環﹑再生産和積累的工具﹙原料﹑食糧的供應地和日本工業商品的傾銷市場﹚不同﹐統治和反抗的構造自不相同。香港歷代移民﹐初期則謀生營商﹑逃荒﹑40年代末為內戰難民﹑和60年代大陸社會動亂時的難民等幾波。當然﹐英帝佔領香港時﹐港人似也有過規模小﹑時間短的﹐以宗族爲中心的反佔領武裝鬥爭。20年代中期有英勇的“省港大罷工”﹐60年代中期有過激進的“反英抗暴”﹐30年和睦40年代有抗日遊擊活動和躲避國民黨法西斯壓迫的“南來”左翼文人和反國民黨民主黨派人士。但較臺灣在殖民統治下的長期民族。民主運動發展了現代民族啓蒙和文學運動﹐激發和鞏固民族意識者有所不同。　　1945年﹐英帝在美國支持下﹐迫使蔣介石放棄收回香港﹐使英國繼續領有香港﹐並利用大量湧港的困危難民的廉價勞動力﹑最早發展加工出口經濟﹐逐漸和臺灣一樣成爲“新興工業化經濟”式的“亞洲四龍”。　　至此﹐臺灣和香港基本上走到了一起。冷戰體系下﹐臺灣經濟過50年代的清﹐不但切斷﹑粉碎了“去殖民化”的反思﹐反而在美國干涉下的民族分裂對峙下﹐使臺灣成爲美國新帝國主義下的新殖民地﹐建立了對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依附﹐並且在極端反共意識形態中﹐發展了民族兩岸的憎惡﹐反目和對峙。80年代﹐國民黨流亡集團的權力自然式微﹐反民族的“臺灣獨立”思潮上升爲主潮。　　香港在戰後延長的殖民體制下的加工出口經濟成長﹐加上50年代後大批“反共難民”成爲中堅在港人口。而不同於臺灣﹐香港人一般地可以往返大陸與香港﹐目睹經濟發展的格差和60年代的文革﹐80年代末的北京風波﹐加上親英(西方)精英的增殖﹐97回歸前竟而激起了恐共離港潮﹐和臺灣光復時一時的“歡天喜地”形成對比。而回歸後﹐基本上沒有政治﹑思想﹑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回歸後”反思﹐在行政上﹑教育和文化上也沒有去殖民政策與方針。而回歸後特區執政團隊的弱質﹐都增加而不是減少和消彌了港人對大陸﹑對“中央”的不信賴﹐甚至反抗。　　“殖民地後”的清理﹐是戰後世界史的共同問題。“後殖民批判”的內容中﹐前殖民地人“祖國喪失”和認同的“白癡化”﹐成爲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深刻傷痕的問題﹐佔有重要地位。而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的“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爲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特區在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之論﹐如果把“愛國者”和殖民時代“合作精英”相對立而論﹐就不是當前泛民族犬儒主義者所能輕易嗤之以鼻的說法了。　　香港的“民主派”和特區政府背後的豪商資產階級的對立﹐臺灣“藍”﹑“綠”的鬥爭﹐都是兩地右派﹑保守派間的政治鬥爭。港臺兩地進步勢力的邊緣化和弱體化﹐使民衆失去第三個真正的民衆的民主主義勢力的選項﹐才是癥結所在。發展反保守右派的進步力量﹐也許是台﹑港兩地當務之急。實際上﹐臺灣和香港的今天﹐已不存在爭取“民主”的議題﹐只存在進步和保守右傾之間的矛盾。在解嚴後和特區化後的台灣與香港﹐所謂爭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假的議題。人們必須對民主主義從新定義——強調社會正義﹐經濟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會壓迫下爭取自由﹐從而把“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和旗幟﹐從僞善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到廣大民衆的手中。2004年7月8日　深圳